中秋节上万多吨月饼因食品添加剂被欧洲退回的消息再一次引发了中国网民的愤怒和哀伤。愤怒和哀伤的不是这些月饼被销毁而是被退回。如果是被销毁，虽然会让那些黑心老板遭受一些经济损失，但至少能够保住国家对国民的责任，保住中国消费者基本的人权和尊严;可是如果是被退回，则会对国内消费者造成健康、尊严和经济上的三重损失。这些月饼将不仅仅会被国内消费者吃掉，而且会被高价吃掉，因为从欧洲再拉回来的巨额运输费也会加到月饼成本中。

　　本来，食品添加剂只能是为了维护和促进消费者的健康而添加，绝不能为了食品资本多赚钱而添加，这本来是一个基本的伦理常识，可是在中国这个基本伦理常识却讲不通，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认为只要添加剂不超标就可以添加。理由就是那些专门遍地找屎吃的薄嘴唇男人所谓“离开剂量谈危害都是流氓”的口号。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向食品中拉屎撒尿不超过一定的剂量，就可以向食品中拉屎撒尿。最要命的就是打着左派旗号的那点搅屎棍子总是说什么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与那些颠倒黑白的薄嘴唇男人无关，单纯从逻辑上来讲这种说法无懈可击，可是这些人却忘记了退回上万吨月饼的欧洲也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基本事实。

　　可见虽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是最终根源，但是却不是中国添加剂食品泛滥的直接原因。欧洲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至少在理论上还挂着公有制的牌子，充其量也只是如同二奶小三儿那样是偷偷摸摸的私有制国家。所以把一切都归咎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上，表面上看来是反对私有制，实际上是把私有制变成了掩盖许多罪恶的挡箭牌。这就是今天五毛党能够取代右派占领意识形态主流位置的根本原因。因为右派公开倡导私有制，要砸掉中国公有制这个牌子，把中国变成不加任何掩饰的赤裸裸的私有制国家;而五毛党把一切罪恶都归咎到私有制上，认为这些罪恶与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有制无关，并且只有大力发展具有中国有特色的公有制，才能消灭各种罪恶现象。所以，无论这些月饼是不是欧洲私有制退给中国公有制的，都一定要说成是私有制造成的。这就是当今五毛党能够打遍左右势力无敌手的秘诀。

　　还是言归正传，弄清楚为什么西方那些真的私有制国家在保护消费者，拒绝让添加剂食品流向老百姓餐桌，而中国这个不承认自己是私有制的国家，明明知道添加剂有害的情况下，还硬是要把添加剂食品塞到老百姓嘴里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中国颠倒了经济和民生的结果，颠倒了国家管理职能的结果。本来，经济是手段，民生是目的，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可是当今中国却完全颠倒了经济和民生的关系，不是让经济服从于民生，而是让民生服从于经济，为了经济发展可以牺牲民生。所以明明知道添加剂对人民健康有害，为了能够让资本谋取暴利还是强制添加，只是把剂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要达到让消费者吃了以后马上就会出现非死即病的程度。

　　这也就彻底颠倒了国家管理的职能，国家管理的职能应该是约束企业的逐利手段使其不能违背道德伦理，应严禁向食品中添加对消费者有害无利的各种添加剂，全面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利益，而不能站在资本的立场上，立法约束消费者必须接受添加剂，动用国家机器的专政力量帮助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古往今来任何国家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国家旗帜上写的是“天道人心”，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旗帜上写的是“自由民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旗帜上写的是“公平正义”，只有当今中国国家旗帜上写的是“生产力”是“GDP”，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用不用添加剂，自然就会站在资本立场，站在许家印立场上，把国家几乎所有荣誉全都给了许家印。

　　谈到这里大家往往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食品老板和官员形成了这样一个全民互害模式，那么他们自己吃什么?答案很简单，就是他们用价格把整个社会的食品分成了没有添加剂的“富人食品”和含有添加剂的“穷人食品”。富人食品是天价食品，穷人食品是廉价食品，用价格把富人和穷人分成了两个食品圈子。对于那些高官和超级富豪来讲，为了更加安全起见，干脆建有专门的食品基地，在衣食住行上与老百姓的差别，差不多形成了两个星球上的差别。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食品中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转基因，反正他们自己和儿女子孙的食品中肯定没有，这也是他们很难理解老百姓看到儿女子孙食品中含有添加剂和转基因的那种痛苦和哀愁，总是把老百姓要求食品中也不要有添加剂的行为看做是非法闹事的原因。因为在当今中国食品添加剂的确是合规合法，只是不合情不合理，对消费者健康有害而已。

　　只是希望这一次千万不要把欧洲退回来的添加剂月饼卖给老百姓了，而是应全部销毁。因为国内食品含有添加剂是一回事，而把欧洲退回来的添加剂月饼卖给中国老百姓吃则是另一回事。它伤害的将不仅仅是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而是老百姓对国家的信赖和感情。这种信赖和感情一旦受伤，莫说是上万吨月饼，即便是上百万吨月饼，也是换不回来的。

　　2023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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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前万吨月饼被欧洲退回，打脸了谁?又将卖给谁?尴尬加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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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许家印被捕的消息，既为我们的主张终于被采纳而感到些许安慰，又为国家不可挽回的许多损失而感到心痛，希望国家能够在许家印等高管身上尽可能挽回那些采用正常手段已经绝不可能挽回的财产。

　　比如许家印已经把恒大的实体资产通过离岸公司和信托投资的方式全部转移到海外，可以通过让许家印全家做工作的方式，再逼迫他以相反的途径把恒大的实际资产再转回来。当然，如果许家印及其一家舍命不舍财，那就没有办法了，国家和14亿中国人民只能认倒霉。

　　但是还有些资产，即便是许家印同意配合也很难挽回了。比如许家印让公司给自己家族发行利息高达20%的美元债券，既把公司资产转成了个人资产，又把中国资产转成了美国资产，这些资产肯定已被美国扣押，不可能再挽回了。现在令人忧虑的是许家印绝大部分资产的双重转移(公司转移到个人和国内转移到国外)全都符合法律程序，属于典型的“依法犯罪”。

　　而几十年来直到此时此刻，全国到处都是依法犯罪，许家印给自己发行高息美元债券是“依法犯罪”，股市上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多年来的定向增发也都是“依法犯罪”。股市定向增发至少把十几万亿现金资产装入了少数人腰包。所谓定向增发就是公司向自己的亲友定向低价发行股票，然后在市场上高价卖掉，通过这种“依法犯罪”赚取“合法利益”。

　　包括几天前我们批判的金帝股份的“依法犯罪”，就是当今中国5000多家上市公司再加上数百家金融证券公司普遍的“依法犯罪”行为。他们把证券法规定上市一年内不准买卖的股票交给他人管理，然后再借回来在股票开盘当天高价卖掉，自己获取巨额差价收益，然后任凭股票高价自由落体运动，一跌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

　　这就是中国股市十几年来循环下跌，一波又一波股民被消灭的原因。与这数千家上市公司和几百家证券公司及其背后的保护伞相比，许家印只不过是他们当中“依法犯罪”的一个普通企业家而已，除了玩的数额比较大之外，在“依法犯罪”的其它方面，与目前那些正在从事“依法犯罪”的企业家和金融大鳄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来讲，许家印配合不配合，许家印转移走的那些资产能不能找回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目前中国“依法犯罪”的模式在，即便许家印在海外的资产找回来，也会被张家印、李家印等其他老板再以同样“依法犯罪”的方式装进个人腰包并继续转移到国外去，最终还是国家和14亿老百姓倒霉。

　　包括就在此时此刻，恐怕就有无数私营企业在准备把债券发给自己，至少有几百家上市公司正在准备申请定向增发的材料，而中国证监会一上班就会审批这些材料，只要这些申请一被批准，又一批依法犯罪的公司老板也就出现了，又一批亿万富豪会从中国股市和债市中冉冉升起，把中国老百姓的买房钱、看病钱、上学钱、养老钱等各种财产席卷而去。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色游戏，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财富游戏，是把青年逼得只能彻底躺平的绝望游戏。只要不改变这种“依法犯罪”的游戏规则，即便是把今天的许家印全抓干净，明天的私营老板和金融大佬仍然全都是许家印，当然会重复许家印的故事。这一点，那些抓捕许家印的人和许家印同样清楚。

　　不清楚的只是中国老百姓而已。估计此时此刻无数善良的中国父母在教育儿女讲要本分做人、努力奋斗、获取令人羡慕的成就，而不会教育儿女通过“依法犯罪”获取名利。这就造成了中国父母在儿女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把儿女送上了绝望躺平的人生道路。中国的父母太伟大太善良了，他们宁可把儿女送上躺平之路，也绝不教育儿女像许家印那样做一次人中龙凤。

　　当一个人走上社会，面前只有“依法犯罪”和绝望躺平两条路可以选择的时候，谁敢说选择“依法犯罪”——注意是依法犯罪而不是违法犯罪——不是一条正路?我们所要谴责和改变的究竟是“依法犯罪”之人的个人品质，还是“依法犯罪”的社会规则?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许家印的所有行为全都是“依法犯罪”。

　　既然明天中国证监会、银监会等一系列监管机构只需一个批文，就又会制造一个又一个许家印登上富豪榜，那我们今天抓捕一个许家印或者抓捕无数许家印又有什么意义?我们抓捕许家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消灭“依法犯罪”的游戏规则而不再出现许家印，还是为了让未来的许家印在“依法犯罪”的道路上要小心谨慎，注意搞好各方面的关系?

　　“依法犯罪”，不能不说是当今中国对人类历史的最大创新。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是依法便不会犯罪，犯罪就不会依法，两者之间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而如今中国第1次把依法和犯罪统一在了一起，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依法犯罪”现象。这些“依法犯罪”之人，他们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合规合法，但是最终却形成了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犯罪。

　　所以今天我们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要严惩许家印以及逼迫许家印把转移到国外的财产再转移回来，更加重要的是彻底改变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种“依法犯罪”现象，避免出现更多许家印。

　　202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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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每次接触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这个话题都会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心痛和哀伤，这种感觉越到后来越强烈，因为我们知道当今这种悖逆天理的法治，最终必然会导致无可避免的天谴。

　　人类历史上有三大辉煌的政治文明，就是中国古代的东方伦理文明，现代社会的西方宪政文明，毛主席率领中国人民开创的大众政治文明。东方政治文明的法是“伦理法”，实行的是伦理治国;西方政治文明的法是“自然法”，实行的是宪政治国;大众政治文明的法是“群众法”，实行的是民众治国。

　　可是当今中国却彻底否定了这三大政治文明的法治原则，创建了全世界文明国家绝无仅有的“社会法”，实行官员治国，既否定了东方政治文明的天道天理，又否定了西方政治文明的民心民意，更否定了大众政治文明的人民主权，把官僚富豪这个古往今来法治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彻底背离了人类实行法治的历史初衷。

　　虽然马克思深刻揭露了法律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是这种统治阶级的意志往往是以公众意志的形式并且是公众能够接收的形式而存在的。所以，以杀人为业的荆轲和杀人无数的武松，才会成为人们由衷敬仰的千古英雄;以史泰龙和施瓦辛格为代表的专门对党政军机关进行打砸抢烧的暴力英雄，才会成为各国人民喜爱的正义偶像。

　　正是由于历朝历代法律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意志都是以公众意志的形式而存在，所以历朝历代老百姓在面临官僚富豪欺压特别是最绝望的时候，才会发出“这还有没有王法”的悲愤呼唤;西方国家法庭判决有罪无罪是由身份证抽签产生的公民陪审团来决定，而不是像当今中国这样由法官来决定。

　　可见，中国古代的“伦理法”就是天道天理，西方现代的“自然法”就是民心民意，而毛主席的“群众法”则是把天道天理和民心民意直接合二为一并实现了向人民主权飞跃的最公平最神圣之法。目前这个集天理和民意于一身的群众法，正在成为北欧等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共同目标，美国创立并在推向世界的共同诉讼制度，就反映了当今司法改革的这个历史趋势。

　　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潮流推动下，都在向着天道天理和民心民意这个方向进行司法改革，甚至连中国人最看不上的日本，都提出了“天理是最高法律”的司法口号，日本电影《追捕》就反映了这个司法原则，电影中所有好人都是违法之人，所有坏人都是依法犯罪之徒。

　　可以说，当今世界把法治的法解释为是一些人关起门来制定的“社会法”的国家，除了当今中国之外已经很少很少，即便是这极少数国家也在进行“自然法”的改革，把天理和民意当做是最高法律。与此相比较，中国的司法改革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越来越把少数官员和精英制定的“社会法”当做依法治国的依据，这就完全颠倒了法治的对象，把依法治官变成了依法治民。

　　只是当今中国最令人揪心的不是法律约束对象的这种颠倒，而是中国老百姓对这种颠倒的由衷支持和赞扬。几乎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接受了中国精英集团的两大谎言：一是把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治国与人治社会划等号，把德治说成是人治;二是把目前中国的“社会法”与西方国家的“自然法”划等号，把官治说成是法治。正是老百姓的这种轻信和盲从把中国变成了伦理上的颠倒国，给自己种下了将有可能遭到天谴的祸根。

　　中国左翼爱国力量包括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奋斗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事物发展的真相，回归人类的天道正义，尽可能免除由于悖逆天理人伦而必然会遭到的天罚天谴，即便是不能彻底免除各种天罚天谴，也尽可能把这种天罚天谴降低到最低程度。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这样做，人类所有进步力量都在这样做，但是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最终只能取决于人民大众自身的觉醒和觉悟。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上苍对中华民族的天赐;而中国人否定毛泽东特别是否定毛泽东创建的人类最先进的大众政治文明，则必然会导致天谴。不要说什么作恶者只是极少数人，《西游记》中吃婴儿的只是国王一人，但是遭受天谴的却是全国百姓，《窦娥冤》中冤杀窦娥的也是恶官，可遭受天谴的仍是当地百姓。天谴就是这样，不管过程，只问因果。

　　本来，21世纪作为东西方政治文明相融合的世纪，应该是承袭东方政治文明精华的先进的大众政治文明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相融合，这是上苍对中华民族的天赐，也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天赐。但是由于中国否定了大众政治文明，东方古代政治文明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就会直接融合，而不是通过大众政治文明进行融合，这就有可能会导致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遭到天谴。

　　首先，由于中华民族同时失去了大众政治文明、东方政治文明和西方政治文明的全部文明根基，将会像印第安人那样被淘汰出局。其次，由于失去了大众政治文明这个平台的先进导向，东方政治文明与西方政治文明之间的负面冲突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灭绝性灾难。所以这种文明融合最终是福是祸，是天赐还是天谴，就看中国左翼和中国人民能否复活大众政治文明了。

　　2023.9.28

　　时代真是变了。继特朗普和普京在劳资矛盾中站在工人一边，坚决支持工人抗议运动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干脆直接加入到了美国汽车工人大罢工的队伍之中，支持美国汽车工人要求工资上涨40%的罢工运动。美国汽车工人大罢工之所以要求工资上涨40%，是因为在此之前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薪增加了40%，所以美国汽车工人按照毛主席关于干部工人只是分工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平等原则，也要求工资同样上涨40%，这就是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时代的平等原则。

　　关联视频截图

　　在此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总统都站到了工人罢工队伍中用手提喇叭高喊：“伙计们，坚持下去。你们应该获得加薪40%和其他各种福利”的情况下，中国一些科级干部甚至连科级干部都不是的股级干部居然下乡观摩时还要在麦田里铺红地毯，这就有些过分向落后的历史时代穿越了。有人说这是拜登在为竞选下届总统作秀。这个说法完全正确，但是有时候政治家的作秀，要比他不作秀更加能够反映时代的本质。当代越来越多政治家都是站在工阶级和劳动群众一边而不是站在公司老板一边，这完全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是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时代潮流，谁违背这个潮流谁就会死路一条。

　　所以无论拜登也好，特朗普也好，普京也好，虽然他们之间的政见和政治立场不同，甚至是不共戴天的生死仇敌，但是他们在劳资矛盾面前却全都是站在工人一边，站在劳动者一边，站在老百姓一边，而不是站在企业家和老板一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可，才能够赢得选民的选票，才能够赢得总统大选。这是政治家的身份和环境决定的，与他们的个人观点无关，哪怕是他们内心对老百姓充满傲慢和偏见，也必须站在老百姓一边。因为老百姓的选票是他们通向总统宝座的唯一通道。他们只有让老百姓相信他们和老百姓是站在一起的，百姓才会让他们进入总统的通道。否则，他们就会被竞选对手踩在脚下，终结他们的总统之梦。

　　可见还是马克思看得准确深刻，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就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也不例外，当他处于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的时代，他的一言一行都会体现出大众政治的时代要求。这个时代要求甚至会突破他的阶级立场，把他放在与原有阶级立场完全相反的大众政治立场上。比如就拜登和特朗普本身来讲，他们本来属于企业大老板的精英阶级阵营，特别是特朗普本身就是大富豪大资产阶级，按照他们的阶级属性来讲，他们绝不会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支持工人大幅加薪的要求。但是由于1%精英阶级的选票要远远低于99%人民大众的选票，所以无论他们多么热爱他们所属的1%精英阶级，也只能脱掉精英阶级的外衣，高喊99%人民大众的口号。这是社会环境的时代特征决定的，与他们的个人属性和阶级属性无关。

　　并且社会环境所强加给总统的这种人民属性，并非仅仅是选举时期的短暂属性，而是在整个总统任职期间都必须遵循的一种固定属性。只要他还想在总统职位上继续干下去，他就必须长久坚持这种属性。如此一来，就会如同《红楼梦》中所说的那样“假作真时真亦假”，久而久之的长期作假作秀，最终也就和真实属性没有了任何区别。一辈子都在扮演好人的人就是100%的好人。拜登、特朗普、普京、吕特、默克尔等等无数资本主义国家首脑爱民亲民的属性，就是这样形成的，很难说这是他们在演戏作秀还是他们的本色生活。但是不管怎样，人们要求总统只要在任职期间是好人就行，其最终是好是坏与老百姓无关。只要是在职期间能够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领导人，就比那些封锁道路、禁止行人通行的领导人，更加能够让老百姓接受。

　　在此我们特别需要给拜登点赞的是，以往世界各国的平民化领导人都仅仅是限于工作和生活的平民化，仅仅限于没有国家领导人那种高高在上与民众隔绝的特权，最多也就是像特朗普和普京那样在劳资矛盾中维护工人利益和痛骂企业老板而巳。但是像拜登总统这样拿着半导体喇叭直接走进罢工人群发表演讲支持罢工的大国领导人却并不多见。拜登堪称是开创历史先河的标志性人物，标志着当今时代国家领导人的平民化已不仅仅是走进平民生活之中，而且是能够进一步走进罢工游行的造反队伍之中。这个人类历史上国家领导人行为的一大突破，标志着着大众政治时代已经到来。

　　本来政治家与文艺家、医生、教师等专业人士一样，都只是一种分工不同。但是由于政治家的工具不是笔墨和手术刀，而是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于是政治家便把其他所有人都踩在脚下，拥有了高高在上的特权，同时也种下了无边的仇恨，把自己和人民大众隔绝成了两个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本家给政治家套上了宪政民主的枷锁，迫使他们为资本服务;后来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又给政治家套上了大众民主的枷锁，迫使他们为人民服务。这两个枷锁将彻底实现政治家的平民化，把管理国家变成与其他任何专业都完全一样的普通专业。这就是大众政治时代政治家的最终归宿。

　　2023年9月28日

　　中国的官员培训要在国内由中国的爱国教师进行，必须吸取伊拉克的教训。为什么伊拉克军队会“瞬间蒸发”?因为伊拉克军队排以上干部都是美国培训的。目前中国的海归高官现在已经遭到人品怀疑，比如央行内部以说英语为荣的现象说明崇洋媚外思想很严重。在外交上，对外说中文应该是国家官员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除了官员的培训以外，下面我从官员作风、清退裸官、反走资官、财产申报四个方面来论述一下治官。

　　一、官员们在作风上不宜搞特殊化和高等级。治国重在“治官”而不是“治民”。说老百姓是刁民的官员，其实他们自己才是刁官。官员们不宜搞特殊化和高等级，这方面所有的中国官员都应该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的当官做法是一切赃官恶吏的噩梦!必须取消政府高官特供食品的做法，特供食品已经不再是高官的工作需要，因为已经发生质的变化，特供食品直接造成了脱离群众，高官实现了自己的食品安全就不顾及普通百姓的安全了。建议给进口转基因食品的高官精英提供转基因食品;实际上，由于生物活动和基因漂移，政府高官不知不觉也已成了转基因农作物的受害者。

　　二、清退现在的裸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不但“裸官”不得提拔，“现任裸官”也不得任用。裸官违背了入党誓言，为体现从严治党的零容忍精神，必须对查实的裸官一律双开。有职权的清廉高官不亮剑我们也怀疑他们，他们再不亮剑就变成了官官相护。官员亲属在美国使“裸官”成了美国安插在中国的木马;官员的亲属子女在美国也成为了人质，迫使这些权贵为美国服务。美国的杀手锏就是随时准备爆光中国180万官员国外子女档案。今天的裸官就是明天的卖国贼。党政官员家属子女移民移居外国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亵渎”。另外，我们要禁止美国国籍的人在中国当官，双重国籍已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还应当提防与洋人勾结的官二代，必须调查那些雇佣政府高官子女获非法利益的事件。

　　三、必须清醒认识到反贪官不如反走资官的观点。我们不要只看到官员贪腐，却看不到私有制的血腥。走资清官尽管不贪污，但他们致力于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贪官前仆后继的根源就是私有化(私有化指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而不是生活消费资料的私有化)，没有私有化就没有太多贪官。市场化改革让多少官员背叛了党章?深挖汉奸走资高官才是目前问题的首要治本之策。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骗子就是那些带着中国人民走上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员。中国历史上的清官都保护百姓打击豪强，但现在有的清官却反其道而行之，推行医疗、教育产业化和住房改革，把中国无数百姓逼上绝路，这样的人即使是清官也是祸国殃民的清官。

　　四、官员财产申报不是折腾官员而是挽救官员。有的官员认为从严治党造成官不聊生，这是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作祟，因为他们习惯了高高在上。官员财产申报有必要马上进行，这被有些人认为是折腾官员，但我认为只有实现官不聊生，才能避免民不聊生，官不聊生等于强国之路。官员财产申报的实现不是指望代表表决，富官们是不会通过那样的议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应该由最高领导人以身垂范。光明磊落的官员不惧怕公布自己的私产。反腐没那么复杂，把官员财产一公开，谁贪腐一目了然。另一方面，赦免退赃的官员是挽救失足官员的好办法，这给了一个人可以浪子回头的机会。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若按毛主席教导的那样继续革命，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大官被抓。

　　最后，我强调中国人必须纠正对文革的历史评价。就是因为文革反贪官，所以贪官才反文革!现在我们已经认清那些贪官汉奸就是牛鬼蛇神!我们应当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民权治国，而不是继续执行邓小平时代的官权治国。不认同毛泽东思想的人应该退出官员职位。不清除掉政府里的反动右派高官，即使党的核心也阻止不了亡党亡国。

　　文 / 欧洲金靴

　　常说“三代XX人”，可以肯定的是，从“i茅台”茅台数字化营销平台，到茅台元宇宙APP“巽风”(实质是与网易合作的“线上赌场”)，至少茅台内部的90后是走上前台了，于营销层面的突破确实肉眼可见。

　　我大概能够体会为什么茅台咖啡、茅台冰淇淋、茅台巧克力等联名产品可以打透年轻人的心，其实并不难理解，这可能是年轻人能够以极低成本接触到茅台——准确的说是通过茅台这类高奢饮品来获取某种带有“跃升感”的身份标签的最佳方式。

　　所以它注定只能是一杯卖给年轻人的「掺了两滴茅台的咖啡」，而不可能是卖给中年人的「掺了两滴咖啡的茅台」——上层阶级最厌恶阶级降级，而底层则渴望阶级跃升，哪怕只是一抹虚无的“阶级跃升感”。

　　就中国土壤而言，茅台又不同于西方舶来奢侈品(衣、帽、包、表)的那种纯粹金钱感，它还带有一层封建性的阶级表达，这让茅台酒在下沉市场中似乎一贯披着一层神秘主义色彩。

　　如早已落马的贵州省贵安新区首任公安局长高永昌此前曾有傲语：

　　请我喝酒，就得茅台!

　　而历来所有营销主打的都是稀缺，这让作为廉价咖啡(瑞幸)受众的年轻人被茅台狠狠抓住了心。

　　所以我关注的点就是：茅台是怎么变成了今天这么一副贵族模样?

　　半个多世纪前，1962年时，由轻工部组织的第二届酒界盲评评选，茅台当时仅是屈居第五，五粮液拔得头魁。

　　建国以后，其实长时间占据行业老大的是汾酒，茅台的价格不过一两块钱而已，普通群众完全消费得起，绝非奢侈品。

　　并且，即便是今天被炒的火热的“茅台酒心巧克力”，当年同样于江同志治下的上海益民食品厂就有过制造，同样不过平价而已，哪里是后来的价格沸腾。

　　有名的“茅台大跃进”曾经是个教训，也是贵州发展史上一段深刻的教训。

　　仅1959年，贵州从全省调集粮食支援茅台：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安政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熄峰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后来还不够，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只为支援茅台酒生产。

　　但是在历经过武昌会议、郑州会议毛主席一系列纠左的行动后，1959年4月，遵毛主席“不要浮夸，不要浪漫主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指示，轻工业部特派“贵州茅台酒总结工作组”进厂，对“茅台大跃进”进行了全面整顿。

　　推荐阅读：毛主席的纠左努力

　　到1962年，茅台产量从1960年的912吨降回了363吨，酒厂里很多先前被强制集中征调的职工(很多是种田的农民，根本不会酿酒)也相继调离酒厂，被安置到其他行业。

　　这里还需要提及一个历史事件，所谓“搞一万吨茅台”。

　　这句话相传是毛主席在大跃进时期给茅台的指示，它的出处是1989年贵州前省长周林给《茅台酒厂志》做序时自己加进去的，当时距离他口中的这个小故事已过去三十年、毛主席逝世也已有十多年。

　　诡异的是，三十年间在贵州从未有人听他提及这个小故事，包括1955年就在茅台酒厂任车间主任的赵明军、时任仁怀县县委书记庞耀增，后来回忆当年的“茅台大跃进”时，也都表示未曾听闻毛主席与周书记这个“搞一万吨茅台”的小故事——结果在1989年，周林同志突然弄出来这么一个事，着实有意思。

　　根源到底在哪里?有史可据的，是1958年11月，一位对茅台较为钟情的同志在视察贵州遵义时，表示：

　　发展名优酒是你们遵义经济的优势之一，首先应大力发展茅台酒的生产。适应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

　　乃至80年代时，据棋圣聂卫平透露，这位领导还拿走了当时中国仅存的两瓶曾跟随红军长征而后留下的“黑瓶”茅台中的一瓶。

　　说回茅台的价格史。

　　80年代初，泸州老窖一度成为国内酒业头牌，其年销售额超过四川其他五朵金花之和(五粮液、郎酒、沱牌曲酒、全兴大曲、剑南春)。

　　一切遵循“品质至上”的年代，茅台根本无法成为上品，更别说是唯一之上品。

　　然而到1988年7月，作为对市场经济与价格双GUI制的呼应，国务院决定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不再由国家统一定价，改为由酒企按市场供应、自由定价。

　　当时放开的名酒共有十三种，包括茅台、五粮液、郎酒、泸州特曲、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全兴大曲，剑南春、董酒、汾酒、西凤酒、和特制黄鹤楼。

　　好嘛，这一放到市场，酒界大佬们就放飞自我了，营销广告预算节节高，研发投入占比层层掉。

　　汾酒、泸州老窖还是走亲民路线，结果几乎被干趴下了;五粮液开始吹档次和尊贵感，连续四次提价，终被摆上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宴会桌。

　　而茅台更是集中精力走高价路线、精英路线，特别是80年代著名的“异地茅台实验”也宣告失败(为了维持品牌价值和稀缺性)之后，茅台在资本大潮中彻底和曾经的自己作别，先后十次提价，出厂价从2001年的218元/瓶一路上飙到2018年的969元/瓶，再到后来的千元、两千元……

　　近几年来，茅台发布的“生肖酒”市场价格更是达到3600元+，最便宜的虎年生肖酒大约3200元，最贵的羊年、马年生肖酒则要两三万一瓶。

　　2012年年初，人民网曾语出惊人：

　　茅台两千五，官家如喝水，谁知瓶中酒，滴滴皆血汗?!

　　然而近十年后，茅台的新董事长丁雄军直接提出：

　　2025年目标营收2000亿!

　　到今天，茅台已成为体制内聚会必备与高端政商局首选，乃至由茅台系而催生的种种贪腐……实在也是历史和现实的交汇。

　　还记得2021年的“少女踩曲”宣传吗?

　　宣传少女踩曲、尤其营销时只宣传少女而不揭露其实也有男性踩工——尤其之尤其，还会使用“体态轻盈、未婚、体香、脚汗”等词汇……这真的是妥妥的性侮辱，恶臭的爹味一览无余。

　　茅台官网招聘踩曲工时，男女比例七三开，分明是男工更多、分明市场上那群肥腻好色的老男人们喝到肚子里是男性臭汗，然而茅台在外宣时仍旧只拍摄和突出女工，且是一群长相甜美、清纯年少的“稚女”。

　　茅台这种性营销，不过就是为了满足那帮茅台核心消费人群对少女美足的性幻想。

　　除此之外，别无他释。

　　这种宣传思维非常符合茅台作为所谓的“国酒”从历史一步步走来的堕落历程：从一款人民饮品，变成了一枚权贵尊物、酒中贵族。

　　以致于，如今竟能够给予成千上万消费不起茅台的底层年轻人以某种幻想，从而促成“酱香拿铁”等下沉产品的爆火……

　　很多现象，其实充满了讽刺。

　　LV的老板阿诺特能够成为世界首富，这本身就说明今天欧洲产业水准的下滑(法国股市前三竟然清一色奢侈品企业)——同样，财报数字节节高的茅台所在的贵州省，近年来亦是被巨大的地方债和各种消化不良的文旅项目压身，堪称奇景。

　　甚至，很难说茅台酒尊贵的售价与贵州省高耸的债务是不是已然形成了某种相关：去年底，茅台增加了一次特别分红，开了一年分红两次的先例，全年分红总额达到547.51亿，比之前年全部净利润还多——其中60%划归了贵州国资系统。

　　早在近四年前，2019年底，茅台就按照贵州省国资委要求，向贵州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划转5024万股，加上贵州国资和母公司之前持有的股份，合计比例4.96%，正好少于5%(法律规定持股5%以上股东在减持前需要提前披露信息)，贵州国资显然是为了拿股票套现。

　　一年后，2020年12月，茅台再次向贵州国资无偿划转4%的股份，换算成市值是1055亿，让贵州国资的持股比例回到了微妙的4.96%;之后的2021年一季度，贵州国资又再度减持套现39亿……

　　茅台酒厂，宛如一头硕大的奶牛，滋养着某些有恃无恐的人们……

　　和把持着“奢侈定义权”的LV(路威酩轩)一样，同样把持着中国“封建性奢侈”定义权的茅台，或许亦是不缺现金流——但是，又正如已经看不到新产业革命趋势的欧洲，贵州省坐拥茅台这只资本巨兽，却也依旧陷入严重的文旅&地方债魔咒。

　　推荐阅读：地方债危机

　　一切讽刺，都是给人以警醒。

“馒头”也是“预制菜”?

先看看什么可以被称为“菜”。

菜是汉字通用规范一级字（常用字）  。此字始见于《说文》中的小篆文字。本义是指蔬菜。引申之亦也可指肴馔的总称。肴馔，释义为丰盛的饭菜；指菜肴；泛指饭菜。

如果馒头也可以被称为“菜”的话，馒头这种“菜”，显然和“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中所谓的“预制菜”中的“菜”不是一种“菜”。人们担心的是那些不适合预制的菜被预制了。如果只预制馒头这样的菜，人们也不会如此担心。

用“馒头也是预制菜”这种“偷换概念”的方法“忽悠”人们认可预制菜恐怕不容易，特别是在让孩子们吃“预制菜”这种事情上，就更令人难以接受了。民以食为天。目前，食品安全的底线有已经被拉到了很低的位置，难道，还要用“预制菜”进一步拉低吗？

当前，国内食品安全的问题已经不少了，如果再多出来个“预制”环节，食品的安全，就更无法得到保证了。

即便是食材没有问题，即便是预制工艺没有问题，是“预制菜”好？还是“现吃现做”的菜好？人们心中应该都有答案。这是常识。

“预制菜”，不仅代表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高效的商业模式。用这种商业模式推行一种不健康生活的方式就丢掉了起码的商业道德。在连很多大人都没有看“配料表”习惯的今天，在看不懂“配料表”的孩子们中推广“预制菜”是见利忘义的表现，是极其不道德的。

作为学校，不仅不应该做推广“预制菜”这种事情，反倒应该引导孩子们在家吃饭，反倒应该引导孩子们吃没有食品添加剂的健康食物，反倒应该鼓励孩子父母亲为孩子做好每顿饭。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在食品安全这样的基本层面的事情上面，学校的认识水平总不应该还比不上一般群众吧。在各个方面具有足够高的水平，是学校存在的必要条件。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是希望孩子们在“德智体”各个方面取得进步，而不是退步。

想搞“预制菜”的人，不应该为了利益，不应该因为“馒头”和“预制菜”有某种共性，就故意把“馒头”这种“预制菜”和“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中的“预制菜”混为一谈。

在生活中，在常识里，人们绝不会因为“恩爱夫妻”是一种“男女关系”，潘金莲和西门庆也是一种“男女关系”，在某些地方有共性，就把他们混为一谈。把“馒头”和“预制菜”混为一谈，也真是让人长见识了。这得有多大的“动力”才能把此二者“搞在一起”、“混为一谈”啊！这种“搞在一起”和“混为一谈”，并不比把“恩爱夫妻”和“潘西恋”搞在一起、混为一谈的难度小。

巧言令色鲜矣仁。在“预制菜”上搞“偷换概念”，玩儿“文字游戏”，就是“巧言令色”，就缺少了“仁”。缺少了“仁”，搞什么都不会有好结果。

　　夫妻院士打造商业帝国传给儿子，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多？百亿商业帝国只是开始，控制一百多家企业，算商业帝国吗？郑院士李院士钟院士施院士高院士等等，他们有必要继续做两院院士吗？做商业大亨更名实相符吧？　　

　　夫妻院士家族式控制100多家企业，算不算建起商业帝国呢？

　　有人说院士不都该是做学术研究的吗？阁下这么想没错，但恐怕现实中并非如此。比如郑树森和李兰娟夫妻院士，他们并不满足于学术，十年建立起庞大商业帝国。

　　郑树森和李兰娟院士儿子郑杰，企查查可发现，郑杰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23家，对外投资24家企业，在外任职48家企业，所有企业65家，控制企业118家，间接持股企业292家。已经控制一百多家企业，能不能算建起商业帝国？

　　大家对李兰娟院士很熟悉，疫情爆发初期风头很盛，跟南边的钟院士有得一比。大家记得就不多说，值得一提的是李兰娟2020年2月5日曾明确推荐，把她在武汉“最新研究成果”，两种西药阿比多尔和达芦那韦，列入治疗新冠病毒第六版治疗方案。事实证明那些西医方案，恐怕都非治疗新冠病毒有效方案？真要有效，全国何必九成多用中医药救治？

　　大家恐怕不熟悉李兰娟丈夫郑树森，顺便多介绍几句。大家对今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肝移植学术论文被撤销事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该有所记忆。郑树森就是论文被撤事件主人公，他的563例肝移植案例缺乏伦理证明，被《国际肝杂志》撤销所有论文，以后再也无法在该杂志发表论文。

　　国家2006年已经出台规定，必须登记造册注明来源，不登记的都属于不合法行为。法律法规出台十几年之后，不知道郑院士的五百多例肝移植，是否涉嫌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再无下文，不可造谣传谣！大家只有自行脑补？

　　郑树森李兰娟院士的树兰医疗集团，成立于十年前的2013年。大家看郑树森院士履历，1997年至2015年担任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2013年和李兰娟院士成立医院时候，是不是一边担任国营医院的院长，同时担任民营医院院长？李兰娟一边在国营医疗科研单位任职，一边搞民营医院出任总医师？不知道算怎么回事？国营民营医院同时任职，大家怎么看呢？

　　郑树森2001年成为工程院院士，四年后李兰娟2005年成为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在1998年到2008年担任十年的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夫妻院士2012年成立树兰人才基金，2013年成立树兰医院，2015年前后树兰医疗发起医疗产业基金会，要募集50亿元资金参与公立医院混合所有制改革。

　　院士夫妇打造的商业帝国，已经传给儿子郑杰主导。除在两位院士熟悉的肝病及肝脏器官移植领域大展宏图，还要在基因编辑、医疗大数据、肿瘤治疗、母婴等开辟更多赛道。

　　树兰医院上市后，商业帝国版图势必还将继续扩大。现在院士夫妻传给儿子的医疗产业市值早已超过百亿，未来是不是要打造千亿商业帝国甚至更庞大？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其实远远不止他们两位建立商业帝国，南边钟院士2020年卸任董事长之前，已打造几十家公司的商业帝国。被有些人誉为女神的颜宁，她的导师施一公院士创立的诺诚健华，早在2020年已经在香港上市，2022年又登陆科创板上市，实现内地港交所双上市。著名的高福院士，与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生产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蛋白疫苗，2022年三月已经获得批准上市，有些人接种喵喵就是智飞的吧？

　　树兰医院的器官移植如何发展？前后获多轮融资，企查查看到三十多个机构和个人成为上市公司股东。

　　钟院士李院士郑院士施院士高院士，不知还有多少院士，打造上市公司上市医院，参加医院混合所有制改制？还有多少资本会涌入医疗领域？会造就多少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实在不敢想象何等前景~

资料图片：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新浪科技 骆磊/摄)

　　两年一度的院士增选即将揭晓，当此关口众院士炮轰院士制度

　　本报记者 嘉 实

　　2005年12月中旬，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即将揭晓，当此关口，一场关于“院士制度存废”的争议，猛然袭来。

　　11月16日，一家媒体报道称，于上海举行的“院士圆桌会议”上，周光召院士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

　　周光召乃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其身份显赫，此言一出，顿时引起外界关注。

　　圆桌会议

　　“当时一共13位院士参加。”中科院院士、著名海洋物理学家汪品先告诉记者，“圆桌会议”由

上海科技学会主办，主题为“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自主创新”，但当时，大家不知不觉就将话题转到了院士问题上。

　　汪品先首先发起了对院士制度的批判，“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不少院士对自身的定位错了，社会对他们的定位也错了。”

　　“可能都对院士制度有看法吧，”汪品先回忆，“大家都开始讨论起来，但我们只是认为院士要降温，现在社会上将院士炒得太热了。”

　　而据媒体报道，周光召院士后来在发言中说，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他自嘲说，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

　　此外，周光召还抨击了现在到处设院士像和院士馆的现象，“这实在有点过分，不利于年轻一代在科学上的成长。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但我们并没要求取消院士制度，媒体也许误解了，”汪品先说，“包括周光召院士也只是希望改革现行制度的弊端。”

　　周光召后来对与会的13位院士倡议，“如果大家同意，可以在适当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

　　对于这些观点，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十分赞成，他告诉记者，“现在选出的院士，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虽然每届都有优秀人才加入，但平均水平不断下降。”

　　“比如，两年增选一次时间太短，人才成长也没那么快，我曾经提出建议延长到三年一次，就我所知，和我持相同看法的人还不少，但始终未被采用。”

　　邹院士认为，这种院士整体水平下降以及各种不合理情况正越来越严重，所以有很多人不满，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话，还不如取消院士制度。

　　制度诟病

　　近几年，关于科技界的浮躁乃至学术腐败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2001年的“核酸风波”、院士候选人花钱做广告、863项目申报等等，都有黑幕被揭，尽管只是极少数，却给院士光环投下了阴影。

　　曾在“核酸风波”中仗义执言的邹承鲁已年过八十，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他告诉记者，学术腐败问题虽受到公众关注，但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日益猖獗。

　　一位中科院院士透露：“有几位院士曾联名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

　　这位院士感叹，人们普遍认为院士治学严谨，说话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学家不靠严谨的治学精神，而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给决策部门施加影响，一旦国家按照这些缺乏严格评审的错误计算进行投入，岂不是大错特错？

　　“某些学者成为院士后，往往变异为‘学霸’，”中科院一位人士说，“在学术上根本不讲科学精神，反而捧起了‘金口玉言’这一套，其后果，往往扼杀年轻才俊的创新精神。”

　　这位人士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科技界近年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1998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3位，到2003年已降至29位；此外，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等连续多年空缺。

　　“不能将此完全归咎于院士制度，”这位人士认为，“但院士制度是我国科研体制的‘金字塔顶’，这只能说我国包括院士制度在内的科研体制，已经迫切需要变革。”

　　另外，对院士制度诟病最多的，当数选举过程滋生的腐败。

　　邹承鲁院士告诉记者，中国的院士选举制度，大体公正，但不是绝对的，“有些院士，说得不客气些，没这个水平却被选上了，原因就是做了幕后活动。”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其《院士章程》中对院士增选有明确规定，新院士的产生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先由归口初选部门推荐，然后汇总到中科院，由各学部组织院士评审，最后由学部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

　　邹院士介绍，按规定，候选人与投票的院士要回避见面，“但近几年的院士增选中，候选人自己出来活动的情况开始增多，更严重的是，不少单位和地区出于政绩考虑，主动出面活动，不惜重金攻关。”

　　“比如单位组织一场学术活动，邀请许多院士参加，好吃、好喝、好招待，还送会议费、出席费，变相贿赂。”

　　面对越来越普遍的贿选现象，邹院士认为，这些行为不禁止，院士制度就不可能公正。为此，他多次在中科院院内会议上，呼吁选举要公开透明，“不久前我还就此公开发表文章，希望所有候选人的资料能够在网上公布，任何人查看了都可提意见，接受全国科学界的监督，这样才会比较公正。”

　　中科院主席团曾讨论过邹承鲁的建议，在会上同意，但没能实行，“他们告诉我，今年来不及了，下次再考虑。”邹院士说。

　　特权效应

　　截至今年增选结果出炉前，我国共有中科院院士687名，工程院院士654名。

　　在我国，两院院士除非有重大问题出现，一般均是“终身制”，他们大部分享受“三重”津贴：国家、省市津贴，以及院士所在单位补贴，因其所在地区不同，数额各异。

　　“在北京，科学院内院士津贴也就1000元 ／ 月，”邹承鲁院士告诉记者，“但在外地，特别是院士少的边远省份，院士享受的‘特权’不少。”

　　山东一位院士曾透露，他当选后，单位给多少万，所在市给多少万，省再给多少万，加起来一年的“年薪”超过100万元。

　　“院士的物质条件，现在大为改善了，”长期从事院士制度研究的顾海兵教授说，“比如西部某省举行了隆重的院士配车仪式，12位院士统一配备别克轿车，配车仪式锣鼓喧天，管号齐鸣，少先队员献花，记者云集。”

　　院士因为是最高学术称号，因而就成了“万能人”，成了各界争相炒作的目标，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的“考察”、“颁奖”、“座谈”，用于科研的时间以及科研成果的质量可想而知。

　　顾海兵认为，“炒作使院士成了特权代名词，而巨大的利益刺激，又反过来促使大量的人想跻身其中，因而出现了1000多名候选人竞争100个增选名额，贿选不断。”

　　对于种种衍生出的问题，两院无疑也为此头痛，中科院曾在2001年出台《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同时还宣布，有两名中科院院士因违背科学道德而被除名，其中一人受到法律制裁，但后经媒体追踪披露，两人多年前已被取消院士头衔，迟至2001年宣布，其象征意味不言而喻。

　　中国工程院则在2003年公布过一则消息：从2002年10月至2003年6月间，该院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调查结果发现，其中两例部分属实，两人均涉及研究成果归属问题，还有一位导师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

　　该院院长徐匡迪曾提出“五个不希望”：不希望出现什么都参加的“社会活动”院士，不希望院士为了论文能在更高一级的杂志上发表而在别人的成果上挂名，不希望院士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轻率否定别人的科研成果，不希望院士参加一些商业炒作和商业包装活动，不希望或就是明确反对院士参加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活动。

　　但凭“自律”或是“不希望”，能否解决积弊已久的制度问题？无论是内部的建议，还是院外学者的呼声都表明，院士制度已到变革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