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怎么才能实现教育平等？
——从老电影《决裂》谈教育革命及教育平等在不同时代的演变
危险并不在于我们要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1]
“在工农当政的国家里，工农基本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他们的子女在大学里却只占百分之二十还不到，你怎么不说说这个大多数呀?!”[2]“‘我校有88%是削剥家庭出身’这是谭力夫自己造的谣。实占30%。”[3]可见，谭力夫的讲话虽有夸大成分但也反映了当时的重要问题——教育不平等。
“考大学嘛，要有资格”
1975年导演的电影《决裂》以1958年创办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原型，故事片创作会议筹备组建议“文艺创作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要坚持典型化原则，源于生活，而又要高于生活”，[4]最终电影所呈现的实际上是教育革命理想中的办学模式。与《春苗》《欢腾的小凉河》等影片命运不同，《决裂》并没有被打入“阴谋文艺”之列，直到1979年借批所谓“两个估计”，[5]《决裂》才被打为“毒草”。[6]
《决裂》是一部艺术性和思想性兼备的电影，它用一系列冲突回答了“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大学应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等问题。“一个是‘不象大学校长’，一个是‘不象大学生’。这话算他们说对了。他们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学校的大学校长和大学生，倒是地地道道的‘四人帮’的黑干将、黑打手。”[7]这段话的公关水平虽然感人，但也确实抓住了教育革命实践的特色——让“不像”合法化。
“不像校长”是因为贴近群众
任何东西都没有先天的合法性，合法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比如我们今天所接受的考核方式，本身就是特定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种地、修理机器本身也是一种知识，决定人们进入大学资格的高考显然并不承认这种知识。“决裂”不仅是对旧教育路线的决裂，也是对意识形态先天合法性的决裂。
正如一些学者所质疑的，“通过政治的强力推动，大批工农子女在‘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迈入大学校门，这是否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平等呢”，[8]就像今天的农村专项计划，它固然为不少(其实一点都不多)农村学生打开了学校大门，但他们的阶级身份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只是被政治推手送进了大学，怎样走出大学的问题并无法解决。文革时期大学生的水平为很多人所诟病，但群众推荐制不过是教育革命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教育革命也绝不是“被革命的教育”。[9]
真正的反思应该是总结经验式的，而非控诉式的，当人们离历史渐远的时候，控诉式的反思会通过否定部分将整体否定，从而掩盖通往未来的可能性。
共大建立在国营垦殖场的基础上，1958年8月1日共大总校和井冈山、黄岗山、油山、大茅山等30所分校正式开学。由于资金较少，共大师生通过办农场、林场、工厂等方式筹备建校资金，一面建校，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一面研究，后来采用勤工俭学的方式实现了生产自给。每个学员入学时由学校发给30元开办费，以后就靠自己劳动，边劳动边学习。共大于63年4月进行了学制调整，实行分级办学，省办总校面向全省，以办大专为主，入学文化高中毕业，主要任务是为全省培养高级农业、林业、农业机械等方面的技术人才，同时为分校培训教师;省专属分校面向地区，以办中专为主，主要任务是培养中等农业技术人才;各县属分校以办初技为主，招收的是小学毕业文化程度以上的学生，毕业生原则上实行“社来社去”。[10]
这种分级办学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有效打破了标准化教育模式的束缚。不同于通过强制手段将工农子弟送入大学，共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了不同的教学方式，“社来社去”的原则也有效减少了农村人才的流失，[11]解决了“扎根农村务农的人没有大学可上，上大学的又不回农村务农”的问题，为农村培养了大量农业、技术人才。[12]办学灵活性也体现在时间上，如1963年河南大金店公社小学根据农事活动安排将上学时间安排在农闲时节，[13]相比之下标准化则是一种不结合实际的一刀切。
校舍从无到有
经典桥段：马尾巴的功能
从科举时代起，考试被视为阶级跃升的重要手段，而教育革命可以看作反对异化、恢复教育培养人才这一目的的尝试。“如果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培养出的是纯普通劳动者，那才可以骄傲地宣布：它砍掉了——彻底砍掉了——‘向上爬的阶梯’。”[14]这固然是一种去异化的实践，然而只要学历依然可以和地位挂钩，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尝试很难发挥作用。正如1955年虽然废除了高干子弟学校，由于资源不平等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权力自然会去寻找优质资源，从而形成新的精英学校。[15]取消高考改行推荐制以后，农村的同乡关系虽然能对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毕竟缺少强制力，[16]官方除了意识形态宣传以外也没有其他办法。
小妹拿着爸爸帮她拿到的上大学介绍信宣布要留在共大，绝不离开。然而当信仰退潮的时候，制度性的缺陷就会暴露出来。
教育革命的真正重点是教育资源均衡分配。肖克于1960年强调了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7]“两条腿走路”可以看作对之前教育革命实践的总结。“两条腿走路”是一种平民路线，毛时期的教育革命实践实际上是一种为非专业教育赋予合法性的过程，这一实践来源于延安传统，[18]绝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不懂教育乱搞一通。毛泽东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重申了业余学校、职业教育学校的地位问题，[19]为办学模式指明了方向。回归到高考一统天下的框架以后，非专业教育立即失去了应有地位，正如今天只会有高考喜报，不会有职业教育学院喜报，两条腿走路实际变成了一条腿。
你还有没有大学生的样子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是当时的著名口号
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是共大的重要原则，“在打破传统的学校与社会脱离的问题上，毛泽东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学习化的社会，使得教育成为所有社会部门的共同任务，打破了教育完全由严格的正规教育机构来承担的局面”，[20]杂交水稻其实就是这一教育路线的成就之一。农学院学生可以直接在生产队进行实验，学生水平考核也直接采取这种形式。[21]这一教育路线也培养了大批基层医疗人员，赤脚医生在具备基础医学知识以后即可为农村服务，在实践中提高专业素养。
教育革命的视野始终在基层，如何解决工农教育问题、工农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是教育革命的关注点。可以说教育革命实际上找到了保障工农教育权利的方向，当然往正确方向前进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弯路，八十年代后这个方向则被根本否定掉了。“从1969-1971年，激进政策鼓励公社建立高中，大队建立初中。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许多公社根本没有中学，村里的孩子如果想继续读书，就必须寄宿在离家很远的中学。由于路途遥远和寄宿费用的原因，很多孩子根本不能上中学。”[22]“1980年，以提高教育标准为名，波阳县的高中数量由1979年的41所减至11所，初中的数量从256所减至52所。合格的老师从农村被调往波阳县城少数几所学校。对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来说，这种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农村大搞教育的谴责和随后的政策反拨，很难说是合理的。”[23]空间的变迁反映了路线的变迁，将学校设在远离工农的位置、将优势资源整合到重点学校实际上就是在设置无形的门槛，在设置获得权利的资格。当否定“低水平”的时候，实际上也把工农获得“低水平”资源的资格也剥夺了。
前途真的光明吗?
真的低质量吗?
高考恢复以后，它顶着公平的光环粉墨登场。高考重新成为阶级跃升的梯子，社会结构在资本的作用下重新整合。高考成为普通人阶级跃升的唯一合法途径，普通人通过高考的梯子进入职场，进而在职场中经历类似于高考的阶级跃升过程。“升迁的可能性一直是真实的，而低收入阶层和职业阶层的政治要求也因为经济和社会流动被降到了最低程度。”“人们从不将社会分层视为一种永久的和令人沮丧的制度安排，而是某种自然和公平的选择。”[24]成功爬上梯子的人强化着平等的幻象，通过成功之梦的诉说让梯子下的人心甘情愿接受这一道路，从而掩盖了他们的真实处境。“教育系统作为机构化的分类者，本身就是客观化的等级划分系统，它通过转化了的方式再生产着社会世界的等级制。”[25]高考背后的意识形态是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级跃升，表面上是增加社会流动以缩小差距，实际上却以承认不平等的合法性为前提。而教育革命的意识形态是赋予工农权利，提高工农及农村水平，缩小阶级差距，从而消灭三大差别。
1998年全国小学招生人数2201万
2007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840万
2010年全国本科招生351万，专科310万
算上高中读不完的，有70%左右的人压根儿就走不到高考改变命运这一步。[26]
如果高考是起跑线的话，也就是说只有30%的人能够获得上跑道的机会。
在2000-2010年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较少11.1万个，减少了6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1/4。学校减少速度远远高过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同时，农村小学的平均家校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的平均家校距离为34.94里。[27]
家校距离的延长生动反映了受教育权的远去。
图源《生而贫穷》第83页
市场化浪潮下农民工进城及对非正规教育的否定造成了“新失学现象”，[28]一面是打工子弟学校不断被取缔，[29]一面是“读书无望”的学生“自愿性辍学”现象愈演愈烈，[30]高考的巨大阴影也消解了职业教育的合法性，上技校与学习不好和没前途划上了等号，这种淘汰大多数人的机制如何称得上公平?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获得权利的资格成为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社会主义实践，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于将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贵族等级的、封建的等)或对抗性关系(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等)区分开来，进而让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改造一切再生产等级关系和对抗性关系的政治机制、生产方式和文化条件。”[31]打破获得权利的资格，权利才能成为权利，而不是特权。通往未来的道路，必须思考被掩盖的另一种可能性。
[1]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88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谭力夫八月二十日在辩论会上的宣言》，《奋起千钧棒 砸烂“血统论”》第102页，上海市求知中学大批判联络总站，上海市建光中学革命委员会1967.7
[3] 同上，第110页
[4] 《对电影文学剧本<决裂>的意见》，转引自吴迪《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下卷第30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6月版
[5] 沈登苗对所谓“两个估计”有详细考察，他将“两个估计”概括为“资产阶级专政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论”，并指出所谓“两个估计”的内容是当时的主流话语，并不是“四人帮”炮制的私货。见沈登苗《“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19.4
[6] 1979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影片<决裂>是什么货色?》，几乎同时晓阳发表《评毒草影片<决裂>》。对《决裂》的批判相当于宣告了平民教育的结束
[7] 晓阳《评毒草影片<决裂>》，《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79.3
[8] 应星，刘云杉《“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 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社会》2015.3
[9] “被革命的教育”这一概念出自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教育革命”通常指1966-1976的教育革命，本文为强调毛时期教育实践的革命性，故将具有革命性的教育实践均归入教育革命之中
[10] 黎超《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胜利》，《中国农垦》1960.6;陶茂，吴国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二十六年》，《江西教育科研》1985.6;汪东兴《关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回忆——兼忆毛主席对它的关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1] 备受争议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是坚持该原则的典型，他报考的志愿是兽医和农田水利，可见他不是什么“大学迷”。《决裂》中学员为灭虫而耽误考试，被学校开除一事可以看到张铁生的影子。对张铁生的评价可参看《张铁生同志事迹简介》辽宁农学院革委会宣传组;冯华《析张铁生这个黑典型》。由于论者精力有限兹事不再进行详细考证
[12] 《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教育革命调查》(1973.11.28)，朱永新编《新中国教育调查回顾》第159页，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版
[13] “在目前农民生活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挣工分是第一位的事情，上学是次要的。所以农村学校开学的时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既能让学生上学，又不影响挣工分，这样群众最为满意。秋后到麦收这一时期，是农村最闲的季节，如果这个时候上学，学生就会稳定，精力比较集中，也可以学好。”《河南省文委工作组关于登封县大金店公社小学工作情况和问题的调查报告》(1963)，朱永新编《新中国教育调查回顾》72-73页，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版
[14] 《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也来谈看法》，转引自郑谦《被“革命”的教育》第37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5] 方可成《从干部子弟学校到“条子生”、“共建生” 难以革除的权力择校》，《南方周末》2011.9
[16]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曾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困难及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
[17] 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全日制、半日制与业余教育相结合的问题，全成与速成相结合的问题，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问题，大、中、小、幼教育相结合、相衔接的问题，课堂教育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的问题，放手发展与统筹安排相结合的问题，政治教学与业务教学相结合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问题，等等。肖克《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五日在全国农垦系统宣教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18] “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特别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性’教育，正是新中国教育发展的蓝本以及‘教育革命’的源头。”程晋宽《“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第115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
[19] “如果只就‘七二一’大学来看，它无非就是一种厂办职工学校或职工业余学校，而其他‘五七’学校等不过是社会上各个部门举办的职工教育或职业教育学校。它既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产生，也不是中国所独有。”同上，第217页。除共大的实践以外，教育革命的大部分实践都可以看作对非专业教育的赋权问题，对非专业教育的赋权冲淡了高考的影响力，使各层次的教育资源得到了整合，而不是集中
[20] 同上，第48页
[21] “今年农学系开展的12个科研课题，有高粱、玉米、谷子、棉花新品种的培育，大面积超百斤皮棉、千斤粮栽培技术实验，微生物农药、叶面固氮研究等30个研究项目。”“回北票县黑城子公社黑城子大队实践的三年级学生xxx，在本大队建立了试验田，搞了十多项科学实验。”《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教育革命调查》(1973.11.28)朱永新编《新中国教育调查回顾》第161页，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版。与农学系类似，理工科也进行了以产品生产任务进行考核的尝试，见程晋宽《“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第39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
[22] 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第91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3] 同上，第92页
[24] C·莱特·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第32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
[25] 戴维· 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第23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
[26] 赵皓阳《生而贫穷》第74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5月版
[27] 同上，第84-85页
[28] “每年的9月，当全国的中小学生高高兴兴地进入新学期时，有的城市对专为外来务工者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的驱逐和取缔，也达到了高峰。”《新失学现象》，《中国改革·农村版》2003.4
[29] 大量农民工子弟被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一些专门吸纳打工子弟的非正规学校应运而生，这些学校虽然为打工子弟入学提供了便利，由于其利益导向问题，这些学校很难真正满足打工子弟的需求。这些非正规学校是正规教育系统缺失的产物，单方面取缔而不弥补这种缺失只会激化矛盾。见赵树凯《边缘化的基础教育——北京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初步调查》，《管理世界》2000年第5期。沈原提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城市的制度安排并非为农民工而设计，制度本身体现了对人的排斥，“新工人”所遵循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是“拆分型”的，赡养老人、抚育后代、居住、教育甚至医疗等的费用，大多并未计算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之内。见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3
[30] 由于教育投入远高于教育所得的预期、学习成绩不好造成厌学情绪等原因，大量学生选择“自愿辍学”。欧贤才，王凯《自愿性辍学：新时期农村初中教育的一个新问题》，《中国青年研究》2007.5
[31] 汪晖《世纪的诞生》第414页，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