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万科大战：一场劳资斗争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王石要被炒了!
去年宝能系通过资本运作筹集数百亿资金大举在股市收购万科股票，一跃而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现在又提出罢免王石、郁亮等万科现有高管层的议案，上演了一出新资本与高管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宫斗剧。
以王石、郁亮为首的万科管理层，在和“宝能系”抢夺公司控制权之际，高举“不愿做资本的奴隶”的大旗，大打情怀牌。
“资本可以雇佣劳动，知识也可以购买资本。资本和知识的关系，是双向的相互选择，是合作和共赢，而不是单方面的控制或支配，不 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过去十年，……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卓越企业，没有一家仅仅依靠资本取得竞争力优势。人才和知识才是它们制胜的根本，理想和情怀才是 它们动力的源泉。
——万科内部信
为万科管理层站台的一干人等，甚至搬出了“劳动价值论”。
《第一财经日报》前总编辑秦朔近日发文称，“经典私有制存在认知局限”，并把英国哲学家洛克搬了出来。在经济思想史上，洛克曾经论证过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有所有权。
“从作品的意义上，谁对万科付出了更多劳动因此对万科更有感情，他们的话更值得倾听?在洛克那个年代，金融手段还很少，更不要说金融资本主义了，一切‘作品’的所有者都是劳动者。不像今天，通过交易驱动和资本手段，就可以主导‘作品’的命运。”
“是的，在同股同权的规则下，王石们通过劳动能购得的股权很少，宝能和华润通过财务投资‘直接占有’的股权很多，前者对万科的‘所有程度’远不及后者，因此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但是，社会应当明白，经典的、money talks的私有制，是存在认知局限的。”
然而，作为世界最大房企的万科，核心竞争力在哪？真的是靠管理层的“劳动”，“人才和知识”吗？
当我们扒一扒万科的前世今生就会发现，从原始积累到成为世界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万科的发展历程，赤裸裸地就是一场权力与资本的游戏。管理层和资本家，都不是凭借劳动，而是凭借权力和资本，获取了社会财富的所有权，谁也不比谁更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权力的故事
在万科的创业神话里，和田某君拼命宣称自己不靠男人上位如出一辙，王石经常暗示自己是凭自身才干赚的第一桶金。事实真是如此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实行价格双轨制，在国企中，一些党政干部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利用手中的职权专事倒卖钢材、水泥、化肥、农药等紧销物资，人们称之为“官倒”。
一等人，掌实权，批条画圈就来钱; 二等人，是官倒，倒了批文倒指标
王石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倒玉米。
早在1983年，全民所有制的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在其下属的贸易部成立饲料科，王石为科长。当时东北的玉米要运到南方，都要从香港转 运，如果直接可以运到深圳，可以赚取不少差价。但是当时运输是需要指标的。于是王石通过关系找到广东海运局让他们开辟北方航线。短短8个月，王石赚了 300多万元。通过这项业务，完成了未来万科的原始资本积累。“这就是我下海挖的第一桶金，干干净净。”王石提起此事颇为自豪。
王石当然不会告诉你，他当时的岳父是广东省委副书记。
后来拿着这第一桶金，1984年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就是万科的前身。公司为国营性质，王石是法人。
说是经营科教仪器，但公司业务范围几乎无所不包，核心就是换汇倒卖。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这样写道：“在当时的深圳与北京之间，早已形成了这样的一条资源输送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断的国家配额和公共利益以各种 形式被贩卖到南方，他们游离在法律的边缘地带，促成了某些个人和公司的暴富。王石的展销中心在这种游戏中扮演的是终端洗钱的角色，他从北京调来外汇指标， 联系好进货和出货的港商与国内企业，通过货物的进口销售把汇率差价清洗成流通差价。”
1985年初，王石卷入到一起4000万美元的调汇案中，成为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案件淡化了。”
然而后来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加强外汇管理，展销中心的业务就严重萎缩了，甚至裁员近20%。这时王石的才干体现在哪儿了呢?
——倒国企。
1986年，深圳特区国企股份化规定发布，一时无国企响应。王石主动跟母公司提出搞股份化。上市后的公司定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王石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1年1月29日，万科股票正式在深交所上市，代码为000002，由此踏上了万亿市值的征程。
根据王石的演讲，1988年万科股份化改造，1300万净资产，40%归个人，60%归政府，只不过他放弃了自己个人拥有的股权。
这历史性的一刻，王石为什么要高风亮节，导致后来创始人股份占比过低，被资本野蛮入侵呢?
万科内部信中说，“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创始人团队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股权，是为了避免公司成为少数创始成员乾纲独断的僵化组织。”
然而，还是王石一语道破天机，“在中国社会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
其实，王石已经隐晦地点到了真实原因，就是为了避免政治风险。王石不傻，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人，追求名利双收的都已经死了。主动放弃 “属于自己”的股份，是以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为前提的。而且随着扩股增资，国资会“一步步稀释”。果然，2000年，深特发持股已经降至8.11%。
股改的理由是国企体制僵化，然而正是因为是国家资产，才有可能无偿占有(要是私人的会跟你拼命)。中国证券市场发育之初，是有明确历史使命的，那就是为国企改革服务。无论是深圳的老五家还是上海的老八家，无一例外都是国有绝对控股的企业才有资格发行上市。
可以说，如果没有国企的特权，万科根本无法如此迅速地实现资本积累。
在上市仅仅五个月后，万科就通过配售和定向发行新股，筹集资金1.27亿元，利用这笔资金挤进上海地产市场，拉开万科全国扩张的序幕。此后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都让万科站在了风口上，想不起飞都难。
资本的故事
在中国，衡量一个地产企业竞争能力的主要指标是两个能力，一是拿地能力，二是融资能力。
如今，万科管理层抱怨“资本”，仅凭它是“资本”，就取得了企业的所有权。然而万科的管理层没有说出，他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地位，万科的快速成长史，靠的正是资本的力量。
1993年，万科被批准在香港发行B股，正是凭借此次所募集的4亿多港元，万科在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1993年—1997年这段时间里，保持了稳健的成长。
也正是在此次上市前，王石算了一笔账，把1984年到1994年贸易盈亏相加，得出的数字居然是负数!管理才干与知识体现到哪儿了呢?
作为行业龙头的万科，近几年走出了一条令同行惊艳不已的快速滚动式规模发展道路，从2004年的年销售不足百亿元，到2010年销售额突破一千亿元，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万科做大真正的秘密武器，与其说靠管理才能，不如说是资本运作能力。
2001年到2007年第三季度，万科一共增发两次，募集资金141亿元，加上可转债转股约38亿元，股本扩张累计约179亿元，占净资产增加额的77%;而同期公司盈利累积约57亿元，仅占净资产增加额的24%。
万科的扩张，不仅娴熟地运用国家资本，还有国际资本。
2000年，万科瞄准了香港华润集团，华润成为了第一大股东。2004年，又和德国房地产融资服务龙头HI银行合作，进行股权融资。万科之所以 不直接从外国银行进行商业贷款，是因为有违外汇管制相关规定。以外国直接投资为名，行商业贷款之实，从而巧妙地避开了制度对引入外资的限制。
万科的另一大佬——总裁郁亮曾说“每一次成功的资本运作，紧随其后的是万科更快的成长和突破。”
财务出身的郁亮，能爬上总裁的宝座，也跟其资本运作能力有很大关系。
其实，整部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史，就是生息资本的发展史。权力、资本、房地产三位一体，也构成了中国经济21世纪以来最强有力的引擎。
也正是靠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才实现了个人财富的飞跃。
王石宣称他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资本权的争取，“只有”60多万股的万科股份，安心当个“中产阶级”。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纷纷推出了针对管理层的激励方案。根据当时万科的方案，王石可以从二级市场购得万科10%的股票，按照当时市值5000万。
如果不是靠资本所有权，而要靠什么管理和劳动，从2011年开始就当甩手掌柜的王石，如何能逍遥自在地游山玩水谈恋爱呢?
股份的大小，只是相对而言。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这些创始人，已经拿到了很多。
最近，宝能在罢免王石的议案中就直指，“王石个人在2011年至2014年间，前往美国、英国留学，长期脱离工作岗位的情况下，依然从万科获得现金报酬5000多万元。”
而普通员工呢?1991年的《体改信息》刊文称，深圳股改后，调查了5家股份制公司，股份制运作后的一年与上一年相比，实现利润平均增长215%，净资产平均增长87%，而职工月平均工资只增长了63%。
股份公司的发展，本来就有利于寄生，“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资本论》第3卷)。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秦朔所言，“一切‘作品’的所有者都是劳动者。不像今天，通过交易驱动和资本手段，就可以主导‘作品’的命运。”是不是感到很讽刺呢?
不靠资本和权力，万科的职业经理人们到底创造了什么价值呢？
2013年底万科总裁郁亮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买地的钱哪来的?集资，投资者给我们钱或我们借钱。设计谁做?请别人做。施工请别人施工， 卖房子请别人卖，物业也是请别人管理。那么我们创造了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而我们的行业又这么好，会不会有人想着要取代我们?”
其实，王石的愤怒与郁亮的心虚正源于职业经理人具有的双重身份。
一方面，比起纯粹“寄生性”的货币资本家，他们还是执行了管理职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是付出了“劳动”，理应获取所有权。以宝能系为代表的货币资本家的不劳而获让他们感到愤恨不公。
其实马克思早就点出了资本所有权和生产职能的分离，资本家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
“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 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表现为对他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
但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企业的经理们远远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巨额报酬，绝大多数都来源于对剥削收益的共享。本来，经理的薪金应该只是熟练劳动的薪金，至于监工之类的监督职能，以及和其他资本家勾心斗角的技能，如果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本来就是没有必要的。
劳资的故事
2014年，《万科周刊》曾经效仿《共产党宣言》，宣传它针对管理层的“事业合伙人”制度，并称“马先生委托周公，口述《事业合伙人宣言》一篇”：
“至今一切经济单位的历史都是资方与劳方斗争的历史。”
“员工在公司最早期是不折不扣的创业者;在公司发展壮大后，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主要基础;最后，从2014年4月23日创始大会开始，它在公司里完全确立了主人翁的地位。166年前《宣言》对于资方和劳方前景的悲观展望，并没有出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恐怖预言，已经被某不务正业的运动员股份有限公司证伪。”
然而仅仅在一两年后，作为总资产达6000亿之巨的世界最大房企，就被仅仅拿出两三百亿的宝能系上演了蛇吞象。所谓的“事业合伙人”(即万科管理层)节节败退，甚至面临高管被一窝端的困境。
这不是劳资之间的斗争，而更类似于资本之间的竞争。
万科的管理层，想讲述一个“劳资和谐”变成“劳资斗争”的故事，然而事实是，这只是一个小资本被大资本剥夺的故事。
万科口中的这位“马先生”就说过：
“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
当某人的前岳父逝世，靠山华润的一把手易主，万科的创始人及其管理团队，丧失了“赵家人”的庇护，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占有改革红利和融资便利，也就丧失了竞争优势。
宝能吞并万科的资金，大部分不是来自于自己的积累，而是撬动了万能险等社会资金，用别人的钱来成就自己的豪赌。而万科何尝不是靠一整套信用制度吮吸劳动者的血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