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副总裁因家庭提出离职，任正非：可以离婚啊！

来源：看见（lookorsee）微信公众号

华为现在能在20多年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科技企业奇迹，有其了不起的企业管理机制，利益分享的机制，还有数代华为人的努力奋斗。在华为，你首先是一个“华为人”，其次你才是父亲、丈夫、儿子等，企业的利益与目标是放在首位的。任总本身就是亲力亲为的实践者，为了华为牺牲了很多。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同这样的理念，这里摘选了前华为副总李玉琢的《我为什么离开华为》和青年周末对他的采访，一窥华为的文化。

李玉琢，原华为副总裁，18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和四通、华为、利德华福等国内著名的高科技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四通八年、华为四年半，他担任的都是副总裁。在利德华福总经理五年半，他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变压器企业做成了行业第一。

李玉琢

“任正非本人可以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

“我们办企业，发展经济，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幸福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与幸福生活相差万里，那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华为有了不起的一面，但在我眼里也存在很多危机，如果不适当注意并加以改进，也许会成为大问题。”

青周：您在博客里说，您从华为辞职时，当时任正非劝你留下，还鼓动你跟妻子离婚，你当时形容“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舒服。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这样看来，您对华为的工作状况也是很不满的吧？

李：我对华为的企业理念大多都认同，但也有不认同的。6年前，我离开华为的时候，华为现任董事长孙亚芳就说，我没有接受华为的企业文化。

青周：加盟4年多，身为副总裁，您还不能接受华为的企业文化吗？

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追求。我是当时唯一一位从外面进入华为高层的，其他基本都是华为内部成长起来的干部，我的头脑中在此之前已经接受了别的东西，如四通文化。但我并非因此就说他们就是错的，我就是对的。

华为的企业文化中比较核心的内容是对企业的责任感、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我想无论在什么时候看，问题还是不大的。很多人在进入华为之后，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文化，发展到为工作废寝忘食，以办公室为家，任正非本人就是这样。

青周：你是觉得这样的企业文化跟你个人的理念无法融合才走的？

李：我离开华为当然是有主客观原因的。但得知自己身体有问题之后，我首先想的就是：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不能再不管自己身体了。我还要家庭，我不想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于是，我下定决心，辞职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

青周：您都受不了了，看来华为的工作制度真的给人很大压力。

李：我在华为工作时，华为正处于创业期，研发、市场建设工作都非常繁重，那时大家都凭着创业激情在干，也没怎么在意身体方面的问题。干过一段时间后，至少我发现，虽然我不怎么加班，巨大的工作、精神压力还是对身体有影响的。

任正非是一个非常忘我的工作狂，事业远远重于家庭。但是我想，他可以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呀。在我看来，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家庭、不要健康的社会是危险的。

工作不能带来幸福也就失去了意义

青周：太多人在底层为生存，为前途拼了命地打拼，疲于奔命，连思考都没时间，何谈解压？

李：我们办企业，发展经济，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幸福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与幸福生活相差万里，那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其实，华为提倡不要让雷锋这样的人穿破袜子，不要让焦裕禄这样的干部过早失去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据我所知，1996年以后加班用的垫子，在华为很多员工那里都成了午休用的用具了；华为还给员工较好的报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就是为了让员工们过上好日子。

青周：有时候，难道不是因为高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诱使年轻人牺牲健康忘我工作？

李：年轻人参加工作不久，缺乏工作经验和生活积累，为了提高业务，作出成绩，工作上肯定要付出，但绝对不能极端到以损害健康甚至是死亡作为代价。企业也应在潜移默化中营造一种人文关怀，对年轻人的生活给予适当关注。对于某些不会休息的工作狂，甚至要逼着他去休息。

对于个人来说，应该把工作当成快乐而不是一种负担，自己一定要学会区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很多年轻人有理想，有追求，并非都是为钱而工作的；另一方面年轻人也是成年人，应当理性对待工作方面的问题。健康是人的最大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三辞任正非

11月1日，我正式向任正非递交了第一份辞职报告，为了避免见面的不快，我给他发了一份传真。主要意思是：在华为工作了4年6个月之后，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不得不提出辞职。

当时我心里已经认定，他也许正等着我主动辞职呢。所以，我的计划是11月1日我写辞职书，2日或3日他就会批准，4日我就可以走人，5日正好到利德华福报到。但是，当天任正非根本没有理我。只有郭平来电话问我是不是闹情绪了，是不是对最近的任职有意见。我回答“都不是”。郭平说：“你不能走，你是华为惟一外来的副总裁，你走了影响不好。”

时间紧迫，11月2日，我不得不写了第二份辞职报告：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我再次请求辞职。我希望能尽快回到北京去，回到家中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家人的照料下，能逐渐恢复已很糟糕的身体。

我一天都在等着任正非的消息，但是直到下班也没有任何回音。

11月3日，迫不得已我写了第三封辞职书，大致内容和前两封一样：我身体有病，家在北京，需要有人照顾；在华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想要叶落归根；华为是一个高节奏的企业，我老了，不愿拖累公司。

11月4日，任正非终于有了回音。他的秘书打来电话：“任总约你下午1点来谈话。”

郭平和我同一时间到任正非的办公室。任正非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们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郭平来作陪谈话，也许是因为我进入华为时，就一直由他做我的联络人并帮助我安排过许多事情。

任正非开门见山地质问：“李玉琢，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你对华为、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解释说：“我没什么意见，华为给了我很多机会，你也对我悉心培养，我感谢都来不及呢。只是这样的身体，病了都没人给我一口水，突然死了都没人知道。”

“假话，我不听！”任正非很愤怒地大声说道。说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又去批改文件了。我与郭平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气氛凝重。

我当时心里很气愤：走肯定是因为有意见，但现在说有意义吗？当时，我的确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的冲动，但细一想，哎，都要走的人了，何必呢？而且他这种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对别人说骂就骂，对我这样应该算是轻的了。况且他毕竟是在挽留我。

一会儿另一位副总裁周劲也来了，见我们都不吱声坐着，也识趣地坐下不说话。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任正非又过来了。这一次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口气也缓和多了：“李玉琢，如果你觉得生产总部不合适，咱们可以再商量。”

接着任正非又跟我谈了一通华为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个人的想法，也评价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我们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你在华为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这样的话此时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打断了他：“任总，非常感谢你谈了这么多，但是我不想拖累华为。另外，我爱人又不在身边，我已经七年单独在深圳。”

他说：“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

我说：“她来过深圳，呆过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立刻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我说：“她跟了我20多年了，没犯什么错误，我没什么借口不要她。”后来我把这句话说与妻子，她不但没怪罪，反而笑道：你看任总就是有水平，连劝人都与众不同。

任正非在父母面前是个十足的孝子，在弟妹面前，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的几个弟妹都在华为工作。他对孩子也很好。有一次到他家里开会，我去早了，此时他接到儿子从外地打来的电话，屋子里就我们两人，所以听得非常真切，任正非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之极的声音和儿子讲着话。不过，任是事业重于家庭的人。因此，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我和妻子的感情。

无话的几分钟时间，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舒服。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差不多谈了1个小时左右，任最后对我说：“好，李玉琢，那你先养病去吧！”这话基本上已经允许我辞职了，正如段永基当年对我说：“李玉琢，你到华为学习去吧。”

当天，我就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离深赴京，考虑到任正非尚未正式批准我辞职，走时给任正非留下了一份离职报告。

写完离职报告之后，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另留了一封短信。就这样，我于11月5日启程飞赴北京。

近期，任正非俨然成了“网红”，任正非已经将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华为，就算华为的运行机制已经成熟，但任正非对大方向的把控，以及个人魅力和威望的精神导师作用，仍然深刻的影响着华为，华为亦有任正非深深地烙印。

一旦退休，华为这艘巨轮谁能掌舵? 还能延续以往的“奋斗者”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