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少年高考后自杀凸显封建教育之害

　最近两天，一篇题目为《渠县一孩子留下遗书轻生，这多么让人痛心》的网帖在多个社交论坛疯传。成都商报记者证实到，死者是达州市渠县中学刚参加完高考的小斯(化名)，今年18岁，在自杀前，他在个人QQ空间写下2800余字的长文，“控诉”父亲对自己不好，动辄打骂，根本不会嘘寒问暖，自己感觉不到家人的爱。

　　此类事件已经并非个案。这样的悲剧，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可说是“已效尤接踵，实堪虑于目前”：

　　高考复读女生差本科线6分割腕服毒自杀

　　2013年6月22日晚，在查询高考成绩一个小时前，身在拉萨的王东接到女儿王倩电话，说会在成绩出来后第一时间告诉他。王东将手机紧紧握在手中，焦急等待着。然而，王东等来的却是一封遗书，和女儿割腕、喝农药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消息。23日凌晨2点，王倩抢救无效离世。这是王倩第二次参加高考，她的成绩差理科三本线6分。

　　高考复读生装着石块投河自杀

　　2013年高考标准答案揭晓当晚，营口市大石桥复读考生李新(化名)默默地离家出走了。几天后，家人接到警方电话，李新已经在鞍山郊区投河自杀，身上还带着今年高考的准考证。警方发现李新胸前的书包中装着两块大石头，身上也没有撕扯和抓伤，断定是自杀。李新离开家时，就没有想回来，他自己的手机都没有带，还把家里的门钥匙都挂在父母能看到的门口。

　　男生高考三次终过一本线太累不想再学自杀

　　2013年6月22日晚，四川崇州今年第二次参考的女孩杨媛看完高考成绩的短信后，自杀身亡。一周之后，陕西三原县，今年第三次参加高考、分数超过陕西理科一本线的刘强也选择结束生命。正如一位有过高考补习经历的“老补习生”说：“补习班的学生都在赌博，多一年心理压力就大一截，一旦不称心，就彻底崩了。”

　　内蒙古一名高考女生在考完语文跳楼自杀

　　2016年6月7日下午14:30，女生在好友动态中编发“再见，这个世界”。女孩称“我有心脏病没救了”，对民警劝导工作置之不理。此后突然从22层约60米的楼顶跳下坠落气垫。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

　　深圳女生剖腹自杀，经抢救无生命危险

　　事件发生在当地宝安区清华实验学校，一名女生在5月25日晚自习后在学校里用水果刀切腹自杀，幸好发现及时经抢救后已无大碍。据报道，女生自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家庭发生变故，父母离婚，二是学习压力太大。

　　面对如此之多的惨案，我那个以网络时评为生的兄弟李浩除了照例谴责了一下“千军万馬过独木桥”、“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之后，也不禁发出感慨：“希望家长和孩子能够懂得，人生不只一个考场。让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父母，请和孩子好好沟通吧!”

　　然而，企图让父母放下架子，与孩子们“如同挚友，平等交流，求同存异”是何等的天方夜谭!笔者多年以来，一直热衷在自己的家乡推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平权运动”，可惜收效甚微。

　　我的表叔甚至公开责骂我说：“你那玩意儿说的都他妈扯淡!屁用没有!少在我面前摆弄!我的儿子如果敢跟我平起平坐、勾肩搭背的话，我打不死他!”

　　万万没想到，在年轻一代看来本是“情理之中”、“顺理成章”的事情，推行起来却备受质疑。鄙人经过细心的研析和推究，发现这其中的缘故主要有三：

　　其一，礼教的等级差异在“实际消费中”所造成的恶性循环。

　　在数千年的封建史中，父親在家庭中享有绝对的权威与尊荣。《说文》曰：“父，家长举教者。”《仪礼·丧服传》也说：“父至尊也。”就连荀子也认为“父”是“宗族”兴旺发达的关键。

　　因此，父亲在后辈面前可以“一手遮天”，子女则成为“颐指气使”的对象。即使为父者本身倒行逆施、蛮不讲理，甚至要对我们大打出手，礼教也不允许我们与之争辩，(更别说是反抗)，只能乖乖的秉持“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原则。

　　礼制赋予“父”字的权力是如此之大，而且似乎是天经地义，那么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即令“翻云覆雨”、“独霸坤纲”那也是理所当然。子女便成了其“杖节把钺”、“为所欲为”的受害者。这就无形之中助长了其日后的“报复”心态。

　　道理很简单，自己年轻的时候被父母呼来喝去甚至是动辄打骂，自己一旦有朝一日也熬到“父”这个位置上，为了求取心理上的平衡，必然也会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威严殊不可犯”的架势。若然此时以朋友的身份与后辈相处，凡事互切互磋，自己“家长”的位置岂非白混了?!

　　其二，“暴力教育”已成为部分家长难以克服的“迷信”和“惯性”。

　　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父母(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开始笃信“暴力教育”，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笔者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功利性价值取向越发严重，拒绝赡养老人的事件日见其多。一些家长害怕“子女长大以后会对自己不孝顺”、“含辛茹苦反而养了个白眼狼”等现象的发生。所以不遗余力的贯彻“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原则。二是现在的竞争趋势日益激烈，可谓“奔竞之士，互争雄长”，一些家长十分担心自己的子女干不过别人，于是下决心采取“惯子如杀子，大材须刀斧;存个好心肠，莫给好脸势”的态度。

　　据实而言，二者的担忧都不无道理。但也均具偏颇之处。先说第一点，我们要明白，单纯的暴力并不能促使人真正的“驯服”和“礼敬”，相反，其所埋下的隐患十分凶烈。

　　据湖南隐月心理咨询中心2014年推出的《关于青少年犯罪情况的实践调查报告》称，有19%的青少年犯罪与家庭暴力有直接关系。有着“三进宫” 经历的吴某在接受调查时骂道，老子在家挨了打，出去当然就要打别人，否则心里不爽!另外一位受访者——犯罪嫌疑人钟某，则做出了更为出格的举动。他毫不留情的将自己年近古稀的奶奶抽刀捅死，事后竟还大为宽慰的叹道：“终于解脱了!”理由是自己的奶奶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唠叨不休，甚至对自己拳打脚踢。

　　《史记•伯夷列传》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诚是此理!

　　那么，子女教育应如何着手呢?我觉得成都武侯祠内的一副对联写的尤其好：“上：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教育子女也要懂得“攻其心”。具体来说就是要“宽猛相济”。在大是大非上，孩子如果犯了迷糊，那么为人父母者就要“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在平时呢，就要尽量做到“暧乎如时雨”，就像春雨润泽万物一样。如此有刚有柔，才有望得到孩子发自肺腑的尊敬和爱戴。

　　时时刻刻摆出一副“阎王脸”，不但不能引起孩子的敬畏，反而会让其“惧极生恨”，到头来八成是自取祸端!

　　再谈第二点。孩子的出息绝不是单单靠打出来的(在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可以酌情加以责骂和敲打，但不能当成家常便饭)。而在于为人父母者的以身作则和因材施教。

　　以身作则这点很重要!所以《物理論》説：“上不正，下参差。”浅白的说就是，如果为人父母者天天鼠窃狗偷，却想培养儿子当警察，几乎不可能。

　　其次是因材施教。为人父母者首先要知道都有哪些“材”?自己的儿子属于哪种“材”。具体来说，有九种“材质”的人为生活中所常见：

　　性情刚烈而心思粗疏之人，不能理会微妙之理。因此其议论大体情况则弘大博识、高瞻远瞩，讲说纤微之理则左支右绌，词不达意。

　　性情刚强而奋不顾身之人，不懂得有经有权的道理。若论效法直道则能自我约束、公平端正，但也常固执己见而不肯变通。

　　心意坚定而执理不让之人，乐于攻驳已成之事实。若说就事论事、格物致知，往往能超凡出众而穷尽其理。但若涉及大道，则狭隘直露、迂腐不堪。

　　言辞雄辩而夸夸其谈之人，辞藻繁多而用意尖锐。若推究人事则多精妙之见识，一旦推究大义则挂一漏万、难以周全。

　　人云亦云而随事沉浮之人，不能有深入之思想。整理粗疏之数理则豁然通达而以博知为傲，若要与他确立事务之精要，其难免三分钟热度。

　　用心肤浅而见解不深之人，没有能力解答玄奥的问题。若听他人的高谈阔论，很容易愉快欢悦，以为自己悟透了深邃犀利的大道。但若仔细加以问难，其人便随时转向而毫无根基。

　　性情宽容而谦逊待人之人，无法快速见其成效。论述仁义之道则详尽而雅正，若说到解决当务之急则常常因迟缓而难以企及。

　　性情温顺而志力柔弱之人，往往没有雷厉的手腕和当断则断的决心。体味道理则能顺适而和畅，要他在疑难之时拿主意则优柔寡断、瞻前顾后。

　　崇尚淫巧而尚异求奇之人，能删繁就简、标新立异;若论筹划奇谋险计，则卓异出众。但若从平常生活中观察他，这种人往往违背规矩而不近人情。

　　(作者按：人物志原文——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论大体则弘博而高远，历纤理则宕往而疏越。抗厉之人，不能回挠；论法直则括处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坚劲之人，好攻其事实；指机理则颖灼而彻尽，涉大道则径露而单持。辩给之人，辞烦而意锐；推人事则精识而穷理，即大义则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数则豁达而傲博，立事要则炎而不定。浅解之人，不能深难；听辩说则拟锷而愉悦，审精理则掉转而无根。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缓而不及。温柔之人，力不休强；味道理则顺适而和畅，拟疑难则濡懦而不尽。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

　　之后家长同志要做的就是，确定孩子的类型及属性，有意的帮其取长补短，而后为其提供详细的人生规划和充分的智力资源。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的“有出息”。

　　孟轲、欧阳修、陶侃，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其家长教化孩子，靠的是“孟母三迁”、“画荻教子”、“截发延宾”，不是靠暴力打出来的!

　　其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平权”划割了上位者的利益蛋糕。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面临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欲望无限而资源有限!怎么办，如何才能保证有酒我先喝，有肉我先吃?它得需要一套伦理。

　　“三纲五伦”就是帝王将相们所倚持的伦理。

　　这套伦理在提出之时，尚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和积极意义。它要求为君、为父、为夫者要身先垂范，起到表率作用。

　　正所谓：“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

　　它其中所描述的权利和义务很对等。

　　但是到宋朝以后就不行了，“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逐渐被释义为儿子、臣子、妻子要对父親、君主、丈夫绝对服从，而且没有道理好讲!谁不服气，谁就是“名教罪人”!

　　这一招既狠且妙!怎么讲呢?“父为子纲”一经推行，社会管理成本立减一半儿，再来个“君为臣纲”，再减一半儿，最后是“夫为妻纲”，社会管理成本直降到零!如意算盘打得响啊!

　　怪不得当年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时候，齐景公那么高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的确如此啊，假使儿子能跟老子平权，互相做朋友，谁知道有朝一日“臣子”会不会要求和“君王”做兄弟啊!这样一来，好东西还能让“上位者”最先吃到嘴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