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考虑动用武力等手段打击朝鲜”，美国《华尔街日报》2日的这一报道引起关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政府就朝鲜问题进行了内部讨论，可能的方案包括动用军事力量或推翻朝鲜现政权，以挫败朝鲜的核武威胁。韩国《国民日报》2日评论称，美国将武力打击乃至替换朝鲜政权等作为选项，令大多数专家始料未及。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两周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与国家安全官员会晤，要求全面重估美国对朝政策。一位官员称，会议上讨论了所有选项，包括一些“非主流想法”，比如美国承认朝鲜为核武国家以及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国家安全官员周二将他们的想法和建议汇报给了麦克法兰。在交给特朗普总统考虑之前，这些选择方案需要进行修改和整理。报道称，随着美国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上升，由此引发的军事对抗将可能波及中国。

《国民日报》2日称，一般来说，美国新政府履新后，要等到具体的对朝政策出台需要6个月时间。而特朗普才上任40天便推出对朝具体应对方案，尤其是在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内部负责朝鲜半岛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副防长人选还未确定的情况下，就出台对朝政策，未免过于仓促。不过，一旦朝鲜被捕捉到有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迹象，不排除美国将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有分析称，美国之所以搬出“军事打击”这张牌，其实是想向中国施压，告诉中国“如果不想看到美朝在中国边境发生军事冲突，就请看好朝鲜”。

据朝中社2日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当天就1日开始的美韩军演发表谈话：第一、朝鲜军队将按照已宣布的那样，采取超强硬反制措施。第二、如果美国和南朝鲜傀儡的侵朝战争演习在朝鲜行使主权的领土、领海、领空溅起哪怕是一点火星，朝方将立即开始实施无情的军事打击。第三、盲目跟从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参加此次演习的仆从势力，也将成为朝鲜军队的打击目标。2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回应称，若朝鲜发起挑衅，将果断予以严惩

通过精心筹划的总统行政令，特朗普建构了美国总统执政模式的三维化，即：革命的领导者、建制化的总统和产业革命等利益的分配者。他是美国历史第一个总统就职演说全文没有谈及国会、执政党、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四个美国支柱概念的政治家，他正在成为30年来拥有最大执政空间和改革目的的总统。

特朗普集成了革命家和重商主义的宏大使命和施政基础，他的超级创新启动了大时代文明转型的智慧竞赛。实际上，智慧资源与国家实体资源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就在于能够拥有智慧型大战略。

特朗普希望超越里根时代的历史成就达到新的历史顶点，他就必须奉行大战略，而且这个战略必须超过半个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战略、威慑战略、文明冲突等过去的主导战略，由此也注定了特朗普不可能把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作为自己的战略师傅。

实干家特朗普需要建构实干主义的大战略，以造就新美国的崛起，形成较为完整的战略力量运用体系，其核心就是比赛产业革命的能力和经济增长的力量。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特朗普就要应用不同的贸易、产业革命、威胁、间接压力、外交、新式武力、计谋等手段。

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概括了“四夺回战略”，体现了战略的初步架构。他强调：“在我们辽阔伟大的国土上，要修建新的道路、高速公路、桥梁、机场、隧道和铁路”的机会，“我们会夺回属于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夺回我们的边界；我们会夺回我们的财富；我们要夺回我们的梦想”。这里通过四夺回战略，建立了以美国中心论对其他国家的选择战略，同时也改变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现有选择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选择战略。

作为新的大战略，有可能主导相当长时期的国际战略理论和实践，它也正在转变世界旧有的国际体系，盟友、伙伴、对手、敌国等概念也正在被颠覆和混合。

特朗普总统的美国霸权哲学正在颠覆二战以来的美国线路，这个新战略哲学的原理就是美国首要的不是如何主导好全球秩序，而是要积极解决好如何从世界获利。因此，处理中美关系首要的是解决战略范式的建构，笔者一向主张采用变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解决中美互动关系。

特朗普变革可以导致大时代产业文明转型。中美关系可以被重组为对中国发展更有利的变革，无论今后特朗普变革增强或减弱，中美关系都可以产生臭豆腐效应，闻着臭、吃着香！

实际上，特朗普就职之后对华关系越是慢热，中美双方越可以达成颠覆性的合作相处方案。目前中美两国并没有计划瓜分世界，讨价还价的不过更多地是处理好两国互补的时代关系。而美国与欧洲更多的则是处理复杂的竞争关系，欧洲可能创造出不同于美国的领先战略，这些问题不少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就此而论，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是口水战；骂战之后，中美贸易战的最好结局是开创建立超级中美科技和贸易自由区。对台关系也是找茬战，密室互动后，签订第四个中美联合公约或形成类似决定是必然的。

作为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国应该积极与美国沟通中美良性互动的解决方案。20世纪两次大战转变了欧洲文明的领导地位，21世纪中美任何直接碰撞都将修改或者削弱彼此的战略能力，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将衰落，中国的发展也将停滞，而世界也将由来自欧洲的大国或大国联盟管理，世界霸权会被送回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导诸国，由此对中美而言就是双输格局。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不断发展的基本定律就是不与世界性大国直接展开决战，其内因就是美元纸币体系打造的国家财富过于脆弱并且可以被投机做空。美苏战略博弈的模式并不是如何战胜对方，而是如何威慑对方不发动战争，实际上美苏双方都奉行了博弈论的胆小鬼战略。而目前，如果美国向中国的核心利益做出任何挑战，都将刺激中国的军事战略力量超常规发展，预计数年内可以迅速接近或超过美俄战略军事优势，甚至可以在周边行使强权。

因此，中美战略关系的创新机制和历史使命应该是取长补短、相倚为强、协同合力、互通有无，联袂实施大时代的文明转型，而现在深度学习和计算能力可以协助两国找寻更为择优的互动线路。

我一直主张，中美之间应该合作推动一到两次大型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整体更换全球现有的文明系统，其中超乎世界意外的举措就是建立中美科技与贸易自由区，这个架构可以整体覆盖两国，可以让中美50年内处于创新与繁荣前沿地带。这也是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杀手锏，中美合作可以使得双方都成为赢家。

相反，如果中美、美欧、美加、美东盟等贸易争端同时发生，出于应对挑战和惩罚的激励，与美国有争端的特大经济区之间将发展新的连接网络，中欧、中东盟、中加、中澳等相互之间都将直接构筑新的自由贸易区，从而转化并消化对美贸易的多余精力。在特朗普的任期内，二战以来确立的美国霸权代表作——美元体系也将快速解体，这些贸易区可能做出若干新的国际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的创新。

特朗普经济治国的主场核心系于在美实现新产业化和新城市化，他计划把制造业提升为美国增长的主导地位，推动虚实并重的变革，预计产业资产的价值将超过纸币资产的增长。这相当于大规模使用实体经济翻盖了美元纸币体系，实现从虚拟经济大国与实体经济大国的璧合珠联。

应对特朗普改革，我们认为，推动中美展开超级经济创新最为有利。开展这个创新将推动中国发展达到历史高点，降低美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干扰，创造更大规模的市场资源，可以在一个更广大的增长体系内解决中美各种创新和危机问题。

特朗普时代正转向世界历史的大文明变革，其核心是推动世界级产业革命并居于世界发展顶端。纸币体系（信用体系）与产业的有效结合能够创造各种可能和奇迹。美国要确保自己的世界老大地位（全球体系领导者）就必须不断扩张和不断革新，特朗普团队计划把这个道路推向新的极限，实现世界霸权（或者全球主导权、支配权）与文明转型画上等号。这个机会对中美是共同的，我们可以成功实现超级经济创新的文明出击！

作者一向特别强调：金融型的世界霸权正在塌方成为过去式，而产业型的世界霸权已经崛起并行将改写世界。21世纪的第一次世界级大考不是世界大战，而是中美欧的产业革命的同场较量。21世纪前50年世界博弈的主力场所是产业革命，它们能够代替新的世界大战，把人类的能量引向产业竞争。21世纪的大国竞争将从金融、贸易和军事你死我活的逻辑转变为产业体系、生产社会和科技革命的共同追求。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实际上改装了苏联解体以来的国际体系，它背后的战略密码就是世界上可以划分为更多的国际稳定行为体。作为实干家、革命者的特朗普的变革越是登峰造极，它释放的其他战略空间、互动空间也就会越大，因此，解决国际性的方案不是需求少了而是更多了，中国的机会也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中国需要建构新的大战略体系。

日前，青岛市政府发布地方性规章《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提到“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这是全国或地方教育性法规中，首次提出“惩戒”，在教育界及社会上引起广泛热议。

笔者以为，这是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当今初等教育的一大困扰。看到有报道说，老师深知和孩子们相处的不容易。“有学生在课堂上故意捣乱，我们肯定是以批评教育为主，但批评教育不是万能的，特别是碰上十几岁正是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一味讲道理并不管用。”

作为一个也有孙在校、常为训导头痛者，时见老师们为训导孩子竭力、声嘶，深感中国初等教育面对“又一代独生子女”的犯难。我们是应该思考青岛出现“教育惩戒”的现实深层原因，应加大范围（让社会公众特别是家长们参与）研析、讨论、摸索古今中外、家庭、学校训导未成年人之道，并结合现代特点来有创新的发展应用。

一、古今中外、家庭、学校怎样训导未成年人？

目前，许多国家都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教师的惩戒权，世界各国对待体罚的态度有较大分歧，大体分三类。第一类国家完全禁止体罚，其中包括奥地利、芬兰、德国、挪威、瑞典、丹麦、冰岛、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第二类国家也禁止体罚学生，但要求恢复体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如日本、英国，其中英国甚至在完全禁体罚后又重开禁。第三类国家允许体罚，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美国。其中，美国有21个州在法律上保护教育工作者对学生进行体罚的合法性。

美国佛罗里达州达得县教育委员会规定，教师可以惩罚学生，并且详细说明这种惩罚包括用不超过二尺长、三～四寸宽的木板打不服从学生的臀部，但不能超过五下，并且不能造成身体的明显伤害。

德国教育法中规定，对经常逃课的学生，要在社区服务一段时间，同时父母还要缴纳罚款。

韩国教育法中也对适当惩戒进行了说明，在进行惩戒之前必须给予学生及其家长陈述意见的机会。韩国通过了《教育处罚法》，法律规定老师有权使用直径在1厘米左右，长度为50厘米的戒尺来惩罚学生；可以打手心、屁股等脂肪丰富的地方，如对女生打小腿5下，打男生小腿10下等，且对惩罚手段、实施惩罚程序都有十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此外，韩国还有专门的教具公司制作这种“标准戒尺”配发给每个老师，就像警察配备警棍一样，在很多韩国的电视剧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警棍。同时，老师还可以采用其他不对学生肉体产生伤害的惩罚措施，比如罚站、罚跪等。

英国教师的一般惩戒权包括：罚写作文、周末不让回家、让校长惩戒、停学等。

新加坡有一种对学生的惩罚叫“鞭打”，就是用藤条打学生屁股。一般一学年内有六次完不成作业的学生，就要接受“鞭打”，这种鞭打只限于对男生使用。在执行“鞭打”前，学校非常慎重，会通知家长并参考家长的意见，如果家长不同意，“鞭打”就不能进行，但家长须提出合理的处罚意见。即使执行“鞭打”，学生家长也要在场。此外，新加坡学校对不良学生，还有一种惩罚，就是“警告性停学”，停学时间长短要看学生过错的程度，从3天到1个月不等。

而从家庭管教孩子的角度说，惩戒，乃至体罚，只要不是虐待，过去现在都是得到社会谅解乃至体认的。中国民谚：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就是家庭惩戒的一个生动例证。

曾见有文指出：完整的家庭教育离不开惩罚。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父母敢声称自己从来没有惩罚过自己的孩子，也没有一个孩子敢声称自己的父母没有惩罚过自己。似乎成长就是与惩罚相依相伴的。此言就多数读者而言，恐都属实不虚。

二、为什么古今中外会有这么多对未成年孩子的惩戒？

其实，古今中外会有这么多对未成年孩子的惩戒，这本身就说明惩戒的有效性、必要性。虽然，这也是成人们的不得已选择。

如果进一步的讲，惩戒之所以中外古今、家庭学校都有，是因为：孩子心智未成熟，他们作为最高级动物人的理性发展的物质基础大脑发育还未完成，自控能力弱，还带有若干动物性（如同人在胚胎早期还显鱼形一样，孩子早期也完全可能带有相当程度的“动物性”）。孩子必然好动、贪玩，面对学校学习培训活动的要求和约束，又有怠惰；思维相对简单，遇事、待人会处置不当；等等。

加之现在中国的初等教育学校中，已是“独二代子女”的天下——多是独生子女养育的又一代独生子女，其处于独生子女父母与“隔代”爷奶公婆的呵护加呵护之中，更容易以自己为中心，更自我，更娇嫩，处置人际等关系也更不易顾及其他。

这些都使得对他们仅仅靠口头讲道理，从无数实践结果看，确实会有相当部分是低效乃至没有效果的。

因此，或可说，惩戒，从孩子身心发展的特点看，从古今中外的实践看，还确是酌情需要、有效乃至必要的。

三、讨论：怎样具体化解初等教育的困扰？用什么方式、怎样惩戒？能否更科学的实施惩戒？

可能可以说，从大道理讲起来，惩戒的必要性得到社会的理解、认可，还是可能的。

但是，家长同意吗？看到有家长表示，“我儿子在幼儿园被老师揪过耳朵，我觉得没什么，我知道自己的孩子有多调皮，老师也是为了全班的管理，对我们家长来说，轻微体罚可以接受，重罚肯定不行。”

什么样的惩罚家长能接受？有家长说：“揪耳朵打手心罚站可以接受，但打伤不可以，打伤说明老师没有分寸，惩罚措施是必要的管教，但老师得有自控力，不能拿孩子泄愤，这挺考验老师的耐心，其实也是考验老师的科学管理水平和教育经验。”

应该说，对学生惩戒，家长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就出现一个现实的、惩戒具体落实的问题：用什么方式、工具惩戒？能否更科学的实施惩戒？——因为，不解决具体的“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也就化解不了当今初等教育的一大困扰。

中小学学校对学生惩戒，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具体如何实施？这里想略作若干并非完善、愿能有所参考价值的讨论：

——首先，“惩戒应该是教育的最后手段”，应该作为基本原则之一。

应该掌握惩戒和体罚之间的尺度，惩戒应该做到不侮辱、不伤害孩子，底线是尊重孩子，其实适当的惩戒是让个体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也是对全体学生的保护，毕竟学校教学秩序和课堂秩序，关乎的是几十乃至千百学生的权益。

——同时，即便确定惩戒，也应该明确目的。如犯规学生的问题实质，往往是不能自控。那么惩戒的决定和方式的选定，也应是为了促进学生能提高自控能力，达到目的即可。惩戒应该到位、有效，但也应不过度。

——再者，惩戒的方式首先可以选择：禁闭思过、罚站、警告性停学（时间不宜过长，意在促进学生警觉、家长重视，并应有停学缺课的补课要求和措施）。因为，惩罚的目的，还是“治病救人”。

确有屡教不改、一般惩戒无效的，可以考虑，建议或要求家长进行带有体罚性质的惩戒。并要求，如果要触及皮肉，打，具体明确“应打疼不打伤，打红皮肤不能打破”。打的部位和轻重，可参考韩国的方式（女生打小腿5下，打男生小腿10下等）。孩子在校犯的错误，经学校认定，主要要求由家长按规范执行。家长同意和要求，也可由学校指定专人有监督的执行，要求更应严格规范，例如“应打疼不打伤，打红皮肤不能打破”等。

这样惩戒，相信家长可能就放心的多。

这里还有一个“奇想”（并非“科学幻想”，其实现代科技能够做到）：如果能有“罚站自动控制装置”（当然也可按要求，利用现有科技手段、工具，人工控制来实施），这样惩戒可能更可控、效果更好。

这种“罚站自动控制装置”的功能，可以是：

圈定范围，自动按所定时间监督罚站，不能离开（离开则报警或强制圈定），到时自动解控。罚站控制时，自动监控罚站者的身心状况（如心跳、血压、呼吸等），防止久站引起虚脱、损伤、情绪更失控等意外发生。——其实，这有强制练习“站功”的作用，在作用于受罚者机体的同时，会有利于受罚者反思、提高自控能力。这也就是一种“站功”训练器，只是接受训练的是被惩戒者，是被动受训，不是自己主动掌握训练力度、而须有安全防护以免意外。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就拿中国的核武器说事，动辄就说这个东西给美国造成多大的震慑，似乎这件利器足以消弭所有危险，足以让中国之安危可高枕无忧一般。特别是前些日子，据传中国试射了洲际多弹头分导导弹（有说是东风—5C，也有说是东风—41,）于是，美国就又被中国震慑得一塌糊涂，什么美国“彻底无语”了，白宫“彻底绝望”了云云，吹得不着边际。这当然都是网络痞子们的喧嚣，不足为凭。但值得警惕的是，有些人据此认为，鉴于中国是一个具有摧毁美国能力的核大国，因而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笔者以为，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

众所周知，中国核武库的规模与技术水平都与美国相差甚远，如果简单地进行中美核对比，受到震慑的将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即或中国试射了可以覆盖美国全境的多弹头分导弹道导弹，在美国看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类似的能力与水平美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有，美国对此不会有多么在意。正如二十年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说的那样，他说，二十年前，中国就拥有用远程核导弹袭击美国全境的能力，二十年来，我们一直是按这种可能来准备的。两个“二十年”加起来，足足有四十年之久！可见中国核武器攻击美国全境的能力早已具备，只不过是今天有所加强而已。但同美国相比较，恐怕依然不只是小巫见大巫之差，二者仍然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上的。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美国不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主动对美国使用核武器。假如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不管战争与战场形势对中国多么不利，中国都不可能下决心使用核武器攻击美国，因为这样做等于自杀，也等于是自取灭亡。任何人都不妨设想，现如今中国的核武器无法确保彻底摧毁美国，而美国的核武器却足以彻底摧毁中国，中美之间并未形成当年美苏那种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动用核武器的话，结果只能是“死得快”。

那么，中国所发展与装备的核武器有什么作用呢？

中国的核武器是用来核自卫的，中国的核战略就是自卫核战略，也就是说，是用来遏制核大国对中国核打击的。当年，中国屡屡遭受美国核打击的威胁，在巨大的危险下，中国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在极端贫困艰苦的条件下发展核武器，为的就是使中国拥有基本的核反击能力，以此拒止来自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也就是说，中国的核战略是一种核反击战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威胁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这就是中国的核战略，并且早已公诸于世。在早期中国安全战略的设计者的设计蓝图中，中国的战略优势不是核武器，中国不会在战略上追求同超级大国的核平衡，不参与核武器竞赛，中国的战略优势是地面战争，在地面打持久战与人民战争。中国的核战略就是这样。

所以，有关中美都是核大国，彼此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的命题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事实上，中美两国当年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已经发生武装冲突，战场上的搏斗进行得如火如荼，只不过双方都没有挑明而已，而那时中国已经是一个核大国。朝鲜战争也是这样，苏联空军实际上大规模参战，那时的苏联也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了。这些事实说明，所谓核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的论断是草率地想当然。

这样看来，中国的核武器尽管可保障中国的核安全，但却不可能保障与覆盖中国所有安全边界。要使中国的安全战略具有可靠的灵活性与全般性，中国还必须在核武器之外，大力发展各种现代化的国防装备。并且在战略威慑方面，中国也绝不可仅仅在核威慑这一棵树上吊死。战略经验证明，仅仅依靠核威慑是不行的，前苏联拥有那么大的核武库，也未能避免失败解体被演变的命运，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当然，笔者不是说中国不要发展现代化的核武器系统，恰恰相反，中国目前的核武装还很不够，必须再往前大大地迈进一步才行。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中国必须奉行国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要准备做好应对各种层次与各种水平的冲突，渲染简单地用核武器就能震慑美国，什么东风快递之类，其实就是一个蒙蔽人的神话。

　　作者：南希·弗雷泽[1]

　　译者：突变

　　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一直认为通过为女性解放奋斗，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更平等，公平和自由的世界。但是最近，我开始担心这些被女权主义者倡导的理想正在造成不同的结果。

　　在残酷的命运之下，我害怕这场为了妇女自由的运动已经和新自由主义产生了危险的联系，而新自由主义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社会。这就可以理解部分根植于激进世界观的女权思想是怎样开始更多使用个人主义术语。曾经女权主义者批判追名逐利，但现在她们提议女性们更进一步。女权主义运动曾将社会团结置于首位，但现在开始赞美女性企业家。鼓励个人晋升和精英社会也取代了重视关怀和相互依赖的观点。

　　这一变化的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特征的巨大变化。战后时期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已经让步于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无组织，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第二波女权主义兴起时，致力于批判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但现在已经成为新资本主义的女仆。

　　通过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为女性自由奋斗的运动同时指向两种不同的可能结果。在第一种情况下，它预示了一个同时具备性别解放，参与式民主以及社会团结的世界；第二种则承诺了一种新型自由主义，其中无论男女，都可以从个人自治，更多选择以及精英政治中受益。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二波女权主义是矛盾的。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近年来模棱两可的女权主义偏向了第二种自由——个人主义叙事，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是新自由主义的被动受害者。反而，我们对这一发展贡献了三个重要想法。

　　第一个贡献是我们对“家庭工资(family wage)”模式——男性负责家计，女性负责家务的家庭理想模式——的批判，而这一理想模式居于政府干预资本主义的核心地位。女权主义理论对这个理想模式的批判现在被用来给予“弹性资本主义”正当性。毕竟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严重依赖成为工资劳动力[2]的女性，特别是在低工资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不仅单身女性，已婚女性和有孩子的女性也参与这种劳动;不只是少数族裔女性，实际上各种国籍，各种民族的女性都有类似遭遇。当全世界的女性都被卷入劳动力市场，一种更新、更现代的双职工家庭理念取代了原有政府干预资本主义下的家庭工资理想模式。

　　被压抑的工资、减少的工作稳定性、下降的生活水平、为了工资而快速增长的户均工作时间、更夸张的轮班制度以及增多的贫困问题都隐藏于新理想之下，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女性户主的家庭。通过建立一种“赋予女性权力”的叙事，新自由主义将种种丑恶掩盖起来。新自由主义激起了女权主义对家庭工资的批判，但这一批判被用来赋予剥削正当性，因而新自由主义将解放女性的理想困于资本积累的引擎之下。

　　女权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还有第二个贡献。在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阶段，我们正确地批判了一种狭隘的政治观点——过分注意阶级不平等，但是忽视了以家庭暴力、性侵犯和生殖压迫为代表的非经济不平等。通过拒绝“经济主义”并将个体政治化，女权主义拓宽了政治议程，用以挑战社会等级身份，这种等级身份建立在文化构建的性别差异之上。本来的结果应当是扩张争取正义的斗争，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问题都应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实际的结果是对“性别身份”的单方面关注，牺牲了基本生活方面的议题。更糟糕的是，女权主义转向身份政治这一变化，同正在崛起渴求压抑一切社会公平记忆的新自由主义配合密切。事实上，我们囿于文化性别主义批判的时刻，正是急需对政治经济给予更多关注的时候。

　　女权主义对新自由主义贡献的最后一个观点是对福利国家“家长式统治”的批判。无可否认，在政府干预资本主义阶段，这是一种进步性的批判，但自此以后，这种批判已经同新自由主义针对“保姆式政府”的战争相融合。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微观信贷”项目，该项目将小额银行贷款借给全球南方国家的贫困妇女。微观信贷被吹捧为解决女性贫困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女性主义解药，因为在实施的时候，微观信贷被认为具有以下特征：赋权、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无官僚繁文缛节的干扰。但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巧合被人遗忘了，微观信贷兴起之时，正是国家逐步放弃采用宏观层面手段对抗贫困的阶段，而这种宏观层面的手段具有小规模借贷无法替代的作用。在这个例子中，一种女性主义思想被新自由主义绑架。一个原本致力于使国家权力民主化，从而真正赋予公民权力的思想，现在被用来争辩市场化和政府紧缩的正当性。

　　如前文所述，女性主义的模糊性最终都被导向利于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向。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团结的期望可能依旧存在。当下的危机就是重拾这种期望的机会，这样就可以重新将妇女解放的思想同团结社会的愿望联系起来。最终，女性主义者需要切断同新自由主义的危险联系，并将上文提到的各种“贡献”重新引向我们最初的理想。

　　首先，我们需要打破批判家庭工资和弹性资本主义的关系，重新建立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工资劳动不再居于核心，非工资劳动也有重要价值——非工资劳动包括但不限于护理工作。其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经济主义和身份政治对立起来，反而我们应当重新联合两种不同诉求，一个致力于改变基于男权文化价值观的社会秩序，一个致力于促进经济公平。最后，我们需要认清，批判官僚主义绝不意味着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要重申，参与式民主作为一种加强公共权力的手段，出于正义的目的，需要对资本有所限制。

　　注：

　　[1] 原文来源：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oct/14/feminism-capitalist-handmaiden-neoliberal

　　[2] wage labor常译为“雇佣劳动”。在本文中，为更贴近原意，突出女性通过工作挣取工资，译者将wage labor译为“工资劳动”。

　　近年来，弘扬传统文化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不论学界还是政界，都有一些“任性者”有意无意地在取消“优秀”二字的背后，贩卖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这已经不仅仅是字面上说说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沉渣又重新泛起。比如：有学校要求学生集体磕头读经，如果不跪拜，会被校方“在大会上严厉批评”;有商家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外衣下兜售封建糟粕，如在某国学馆“女德班”拜师礼上，“女人们列队向孔子像下一个神情肃穆的男子鞠躬、叩首”;等等。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一百年了，然而“复活”封建礼教的闹剧仍在上演，许多人仍然看不清或不愿意承认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只知道儒家有“仁者爱人”的说教，不知道儒家还有“仁者杀人”的理论。就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代表一儒学，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从整体上讲是“推动力”还是“绊脚石”，儒学的“核心”“本质”究竟是精华还是糟粕等问题，我们专访了著名学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分田教授。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儒家学说是一种极其重要且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唯有科学地认识儒学，才能正确地对待传统。我们必须将本质判断置于首位，避免全局性的误判。判定儒学的本质要有事实依据，下面我们将围绕事实来进行判断。

“孔子尊君”乃古人之定评

　　▲：有一种“孔子民主”的说法。您怎么看?

　　●：孔丘是儒者宗师，而“孔子尊君”乃古人之定评。这是判定“儒学专制”的主要依据。

　　从《左传》《论语》《孟子》《史记》的记载看，孔丘赞美西周王制，阐发“文武之道”，论证“君臣之义”，抨击“礼崩乐坏”，儆戒“乱臣贼子”，主张“为国以礼”“贵贱不愆”“事君尽礼”“以道事君”，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据说他作《春秋》“以明王道”。弟子们也称颂孔学为“百世之王，莫之能违”。孔丘论证“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视为理想境域，曾为强化鲁国公室而“堕三都”，被敌国视为“为政必霸”的卓越人才。孔丘的许多学生及子孙担任诸侯或大夫的师傅佐辅，他们使孔丘扬名天下。作为那个时代一位博学、睿智、求实、进取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行道以尊君是孔丘的政治抱负和治学宗旨，他无愧于“孔子尊君”之赞。

　　战国诸子多有非儒之论，却没有否认“孔子尊君”。汉唐以来，“孔子尊君”乃是朝廷之定见、儒者之定论和世人之定评。历代儒者都将是否符合“孔子尊君”的特征，作为判定真伪儒学的主要标准。就连抨击儒家的无君论者也将尊君视为“圣人”的莫大罪过。孔丘生活在特定历史时代，他主张天子集权、尊君重道属于正常现象。实事求是地评说“孔子尊君”，不会贬低他的思想成就。如果将他的思想解读成“反专制”“讲良主”“倡自由”，反倒成了主观臆断，弄虚作假。

儒学的共性是维护尊者专制

　　▲：许多学者认为官方儒学是专制的，而孔孟儒学是“反专制”乃至“民主”的。这种说法成立吗?

　　●：将儒学截然劈成“民主”与“专制”两块，用同一个概念指称两种本质相反的学说，这在形式逻辑上就是错误的。作为一个分析学派的概念，“儒家”泛指以《诗》《书》《礼》《易》《春秋》为经典并恪守其核心价值的儒者，主要代表人物有孔丘、孟柯、董仲舒、孔颖达、朱熹、王守仁等。历代名儒的共性是判定儒家学说本质属性的主要依据。

　　儒家学派，门户繁多，流派丛杂，变化纷祭，概括儒学的特征并非易事。例如，司马谈用“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论说“儒者”的特有属性，而历史事实是：他所说的“墨者”“法家”“阴阳家”“名家”“道家”中的多数也讲究这一套。又如，班固用“留意于仁义之际”论说“儒家者流”，许多学者将“讲仁义”视为儒家的特有属性，而历史事实是：孔丘之时还没有“仁义”这个词，张扬仁、仁义的也并非仅限于儒家。又如，许多学者称“儒家讲王道，反霸道”。

　　而历史事实是：孔丘对秦穆公之“霸”的评价很高，有“虽王可也”的赞语。荀况、陆贾、董仲舒、桓谭、李觏、司马光、陈亮、陆九渊等历代名儒都认为“霸”“霸道”具有正面价值及现实意义。又如，许多学者称“儒家讲性善”，而历史事实是：《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只反映孟轲一派的观点。包括孔丘在内的先秦、汉唐名儒大多不赞成性善论，如荀况讲性恶，董仲舒讲性三品，扬雄讲性善恶混。就连推崇《孟子》的张载、朱熹也明确指出：孟轲的性善论有重大理论缺陷，无法解释性恶的来源。儒者天道论的分歧更大。董仲舒将“天”视为“百神之大君”，朱熹将“天”视为“自然之理'二者分属两大哲学类型。儒者大多讲究“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感应'而柳宗元、刘禹锡等主张“天道自然”“天人相分”，二者也分属两大哲学类型。

　　▲：请问儒学的共性是什么?

　　●：概括儒家的一般特有属性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我还没有见到过毫无瑕疵的“儒家”及“儒学”定义。然而，揭示儒学的本质属性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历代儒者的最大共同点是：论证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一般规定性。重要证据之一便是：盂轲、荀况、董仲舒、扬雄、张载、朱熹运用各自的人性论，共同论证了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和绝对性。“天人感应”与“天道自然”的重大哲学分歧并没有影响董仲舒与朱熹的“三纲”论的内在一致性。由此可见，儒家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却有共同的政治价值，儒学的核心要素可以概括为“尊者专制”。这也是判定“儒学专制”的主要依据。

尊者专制是儒典的核心理念

　　▲：如何判断儒家经典的本质属性?

　　●：儒典又称“帝典”，即天子之典、皇家经典及帝王法则。五经的原始文本乃王者之作、朝廷之典。四书及其他儒典也是论证王制、王道、王政之作。这就注定了君父专制是儒典的核心命题，如《尚书》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记》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中庸》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和“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周礼》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孝经》的“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等等。儒者尊奉儒典，而尊者专制是儒典的核心理念。这是判定儒学专制的又一主要依据。

　　▲：儒家经典的“天人合一”“民惟邦本”“天下为公”“礼之用，和为贵”等难道也是主张尊者专制吗?

　　●：确实如此。“天人合一”主要为论证尊者专制而设。“民惟邦本”原本就出自王者之口。只要将《礼运》从头读到尾，便可知晓许多望文生义的解读与“孔子曰”的“天下为公”的意旨有天壤之别。就在“礼之用，和为贵”这一段，明明写着“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和”必须恪守“礼”，契合尊者专制的等级法则。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说的“和谐”有本质区别。只要全面考察、深人分析儒典及其权威性注疏，便可以发现：专制既是儒学的文化之根，又是儒学的文化基因，尊者专制的核心价值浸透儒学各种范畴和命题，贯通儒学整个理论体系。

　　▲：尊者专制法则果真有这样的浸透力和贯通性吗?

　　●：兹举一例，以见一斑。一些学者将《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判定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核心价值”。然而，“天行健”及“地势坤”是典型的以天人合一论证尊者专制的命题，就连“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也被注人等级观念。

　　何谓“天行健”及“地势坤”?《周易》及其注疏的推演思路是：居上之“天”为阳、为乾居下之“地”为阴、为坤;“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健”乃“乾之训”，“顺”乃“坤之训”;“天行健”亦即“天行乾”，“地势坤”亦即“地势顺”;“行乾”之天“刚健”而“自强不息”，“势坤”之地“柔顺”而“厚德载物”;“天道即王道“地道即臣道”;“王道即天道”“臣道即地道”;“自强不息”为君道，“厚德载物”为臣道;“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天尊地卑，阳刚阴柔，乾健坤顺，注定君、父、夫等一切为君者属阳、类天、行乾、性刚、居上、位尊，而臣、子、妻等一切为臣者属阴、类地、势坤、性柔、居下、位卑;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皆有“君臣之义”及“尊卑之序”;每个人或君或臣、亦君亦臣，为君则行君道，为臣则行臣道，故“君子之道”有广泛的适用性。“君子之道”也是儒典论说“君臣之义”的重要范畴。

　　▲：如此说来，《周易》的“自强不息”和“厚德栽物”也不能简单地判定为“优秀”了?

　　●：是的。如果评选最佳励志类座右铭，并限定只能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自强不息”。因为“自强不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而且是全人类的优秀传统，具有超越族群、超越国度、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但是，若要弘扬《周易》的“自强不息”，我会毫不犹豫地投反对票。

　　实际上，《周易》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论证尊者专制的哲学命题，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髙以陈，贵贱位矣”。其主旨是：天地之大，尚有尊卑，“天地之道”“阴阳之数”“乾坤之体”注定万物皆有“君臣之辨”“尊卑之序”“贵贱之位”。这就由天地、阴阳、乾坤的哲理，推导出等级秩序的一般规定性，即君臣之间，包括男女、夫妻、父子、长幼、师徒等一切上下等级之间，在社会结构上有尊卑之别，在社会功能上有主从之别，在社会价值上有贵贱之别。简而言之，尊者专制及君臣之义是先天注定、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是任何事物也无法逃避的“天秩”“天序”“天地之别”是摆脱不了的天命。

　　显而易见，依据现代科学成果和现代社会观念衡量，“天尊地卑”及“天行健”和“地势坤”既不是正确的知识，也不是正确的思想，其核心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因此，儒典及儒学的本质属性只能用“专制”二字判定。

《孟子》是帝制法则的经典依据

　　▲：《孟子》一书，张扬仁义，否定霸道，其理论特征与《论语》和《荀子》有明显差异。孟子是否主张尊者专制?

　　●：确实有人干脆抛开尊君的“孔丘学派”，坚称“孟轲学派”还是“民主”的。甚至有人赞扬孟轲为“世界民主论之先驱”。

　　历史事实是：在先秦，孟轲之学是儒家的重要流派，其经典依据是《尚书》《诗经》和《论语》;汉魏以来，孟轲被一些儒者尊为“亚圣”;唐宋以来，孟轲被许多儒者纳入“道统”;宋元以来，孟轲的“亚圣”和“道统”地位获得朝廷的肯定，《孟子》也成为官方学说的核心经典。众多名儒及皇帝认为“孟轲之道”“盂轲之学”将“圣人之道”“仲尼之学”发展到顶峰，于是“孔孟之道”逐渐成为儒家学说的别称。孟轲的尊者专制理论为判定“儒学专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事实依据。

　　决定一种政治理论本质属性的是其所论证和维护的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而《孟子》是帝制法则的经典依据。《孟子》中有一批制度性命题，诸如论证君主制度神圣性和绝对性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论证君权天赋的“天与之”;论证王位世袭的“天与子，则与子”;论证君主独—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论证王制一般特征的“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论证国家权力授受法则的“得乎天子为诸侯”;论证天下王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论证治权在君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论证君为政本的“一正君而国定”;论证忠君孝父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等等。这些命题所设定的政体形式和权力结构完全符合现代政治学的“君主专制”定义。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成为帝制国学的主要经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在先秦儒学文献中，《孟子》对帝位获得与传承的各种方式及其合法性的论述最为系统。孟轲颂扬“尧舜禅让”，论证“汤武革命”，从“天与之，人与之”“民贵君轻”“得道者多助”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角度，强化了“道”及“民心”的理论地位。然而，其理论体系的终极依据依然是“天命”。孟轲以“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论说帝位的传承，并设定严苛的条件，即禅让必须“有天子荐之”;革命必须同时具备暴君的“天命”已剥夺且新兴王者的“天命”已授受，在一个王朝、一位君主的“天命”未绝之前不得有觊觎之心;“天命”可以父死子继，王位理当世袭，只要一个王朝的“天命”依然存续，即使圣贤大德也不得取而代之。这就是说，无论禅让、革命、世袭均“非人力所能为也”，凡是“非天与”的都属于“篡”。在帝制时代，这套理论成为论证皇权合法性并规范君主政治的经典依据，常常被帝王将相援引，堪称帝制的政治原理。古人云：“孔子尊君，孟子尊道”，尊君必尊道，尊道必尊君，因而孟轲之道“无害于尊君”。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实际上，孟轲是典型的体制内学者，享有很髙的社会地位。依据《孟子》的记述，孟轲曾与齐宣王、魏惠王、邹穆公、滕文公等诸侯国君议论国政。各国君主待以上宾，或赐以禄位，或馈赠重金。孟轲派头十足，“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乃至彭更觉得老师太奢侈了。这样的学者怎么可能“反王权”“反专制”呢?

“三纲”是尊者专制的要义

　　▲：众多崇儒者主张恢复礼教，弘扬“三纲”“重建儒教社会”。一些学者也为孔学撰写辩护词，认为“三纲”违背孔子的思想。这种观点站得住脚吗?

　　●：“三纲”是儒学最看重的部分，也是儒学最糟糕的部分。中国革命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颠覆纲常，摈弃礼教，发展民主，实行平等。这种翻天覆地的观念更新和文明更新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选择。然而，现代崇儒者竟然将糟粕奉为精华。

　　儒家讲究纲常，纲常重视名分，名分由礼而定，礼制体现礼义，礼义的核心是君臣之义，因而纲常的要义是尊者专制。依据纲常，推行教化，这就是礼教，又称名教。礼教与纲常是儒学的根本，“王道三纲”“三纲六纪”“三纲五常”都是概括这种学说的著名命题。“三纲”集中体现了儒学的本质，也是判定“儒学专制”的主要依据。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网之大绳为纲。提网总绳，纲举目张，于是“纲”成为主宰者的喻体之一。“君如网之纲，臣如网之目。”在儒者看来，君臣之义普遍适用于宇宙万物，包括天地、阴阳、男女、夫妇、父子、兄弟、长幼、嫡庶、婆媳、主仆、师徒;等等。夫妻造端“人伦”，故为三纲之首;父子乃是“天伦”，故为五伦之首;君臣乃“天下之纲纪”，非“一家之纲纪”，故为三纲之要、五伦之本。将“三纲”翻译成现代汉语，即君为臣做主，父为子做主，夫为妻做主，顺从君、父、夫是臣、子、妻的本分。依据纲常名分，君父为“至尊”，君为臣之至尊，父为子之至尊，夫为妻之至尊，因而就连妻妾亦可称夫君为“君父”。这显然是典型的君、父、夫专制论。

　　▲：请问“三纲”理论的原创者究竟是谁?

　　●：关于“三纲”理论的原创者，学界有汉儒、董仲舒、韩非、孔丘等不同观点。有人辩称孔丘不讲“三纲”，汉儒曲解了孔学的真诗。然而，“三纲”的经典依据来自儒典，其中一些标明为“子曰”“孔子曰”“仲尼曰”，诸如《左传》的“贵贱不愆，所谓度也”;《论语》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和“(孝子)无违”;《孟子》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中庸》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坊记》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等等。《孟子》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以顺为正，妾妇之道也”，也是“三纲”的经典依据。由此可见，孔孟大儒都赞成“三纲”的基本法则。

　　▲：这是否意味着“三纲”的始作俑者就是孔孟大儒?

　　●：《孔子家语》将“(妇女)无专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记为“孔子曰”。这很可能是孔丘的原话。“三纲”条文定型于汉代。但是，这种观念源远流长，孔丘、孟轲也只是“三纲”的论证者和维护者而已。

　　旨在判定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之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三纲”，是宗法社会及君主政治的产物。“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父权家长专制，“君为臣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早期华夏国家的君父专制。从甲骨文的君、父、夫、妇、臣、妾的字形看，这种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很早就是一种社会存在和主流文化。《尚书》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元恶大慈，矧惟不孝不友”，“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等都是“三纲”的表达方式和经典依据。

　　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不断变革，而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依然是基本制度。于是以儒典为依据，设定夫妻、父子、君臣这三种基础性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成为官方学说及主流学术的重大任务，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可谓一脉相承。儒典及其权威性注疏是这一价值体系的主要载体。“三纲五常”的本质显然是专制。

　　▲：“三纲五常”中有积极成分吗?

　　●：“三纲”纯属糟粕，“五常”则糟粕与精华混杂。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彻底否定“三纲”，却对包含合理因素的“五常”手下留情。这是颇有道理的。

　　应当指出的是：儒学体系有一个命题组合结构，大体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的内容，即“阳尊阴卑”与“君尊臣卑”的社会等级论;“乾健坤顺”与“君主臣从”的社会主体论;“天地合德”与“君臣一体”的社会关系论;“刚柔迭用”与“宽猛相济”的统治方略论;“尊卑相正”与“正君以礼”的政治调节论。一批相关命题互依互证，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功能完备、逻辑自足、理论圆融的学说体系。这一套理想政治模式理论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而且蕴含一些在现代社会依然适用的法则。对此应当给予客观、全面、准确的评价。

　　但是，“君臣之道，万世不易”乃是儒学的命根子。孔丘倡导“以道事君”，而基于君臣之义，他对取代商纣王的周武王颇有微词。孟轲抨击“无父无君”，他颂扬“汤武革命”的方式是辩称受命新王取代独夫民贼并不违背君臣之义。董仲舒明确提出“天立王以为民也”，又声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孔颖达弘扬立君为民，他大讲“变易”，又强调“不易”，所谓“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朱熹大讲道有变有不变，而一从自然回到社会，又宣扬“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君臣父子，定位不易”。因此，无论这种思想体系包含多少积极成分，也只能将其本质判定为专制。

　　实际上，儒学原本就是用“专制”一词论说尊者专制的，如《春秋繁露》的“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委身致命，事无专制，所以为忠也”;《大戴礼记》的“(妇女)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横渠易说》的“子之专制，虽意在承考，然亦危厉”;《大学衍义补》的“人臣无专制之义”;等等。这些说法都是“三纲”的表达方式之一，所谓“妇之从夫，犹臣之从君，子之从父，无专制之义，无刚亢之法”。儒者还以天人合一证明“三纲”符合“天地之道”，源于“自然之理”。在他们看来，宇宙的普遍法则是“阳有专制之功”“阴无专制之义”，因而在上者“专制”，在下者不得“专制”，这是宇宙万物及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定性。历代儒者使用“专制”及其他“专制之辞'论说尊者专制，相关文献可以用“汗牛充栋”“俯拾即是”来形容。这种理论怎么可能为民主留下容身之地?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维护尊卑有别、贵贱有等、尊者专制、贱者服从的社会法则是儒学的宗旨和核心。论证“三纲五常”的儒学必然将“君臣之义”的文化基因植入其理论体系的每一个范畴和每一个命题。即使用儒学的常用范畴为儒学的道统、王道、纲常、礼教、仁义定性也是“专制”二字。

“专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核心范畴

　　▲：孔子的“以道事君”，孟子的“诛独夫”，苟子的“从道不从君”，这些可以证明“儒家反抗王权，批判专制”吗?

　　●：这种观点只见皮毛，未见本质。实际上，必须规范、限定、制约君权是诸子百家的共同主张。例如，《韩非子》主张统治者“以道夜天下”“以道正己”，告诫他们“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否则“天子失道，诸侯伐之”。不可否认，这一类思想蕴含丰富的积极因素。但是，从核心价值及基础框架看，《论语》《孟子》《韩非子》并没有本质区别。在论证道高于君的哲理性和系统性方面，《论语》《孟子》《荀子》反倒比《韩非子》相形见绌。

　　▲：这么说在论证君权和规范君权方面，儒家和法家还是有很多共性的?

　　●：确实如此。以往的研究有一个明显的薄弱点，即对诸子百家的共性，特别是本质属性、政治价值和基础框架的共性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在完成一批重要项目的过程中，我将“统治思想”“帝王观念”“民本思想”视为研究同一重大历史问题的三个主要视角，超越现行的学派概念，用系统检索历史文献的方法，考察一批重大政治命题的本源与流变，探究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问题意识、演化过程、总体成果、主要特征及思维方式，取得一系列成果。

　　我发现，以儒学为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基础框架，由系统回答十大经典问题的十大经典命题构成，包括主要回答政治的本原、本体和本质问题的“立君为天下”(“立君为民”);主要回答国家元首及政治主体问题的“天下为公”;主要回答国家形式问题的“天下一统”;主要回答权力结构及政权组织原则问题的“政由君出”;主要回答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定性问题的“君臣合道”;主要回答施政纲领问题的“君主无为”;主要回答政治过程问题的“广开言路”;主要回答社会公平问题的“平均天下”;主要回答社会道德教化问题的“孝治天下”;主要回答制度建设及法律规范问题的“法理天下”。

　　这些命题将政制理论与政事理论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全面回答了所有重大理论问题。除无君论者外，不同学派的历代著名思想家普遍使用了这一基础理论框架，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政治学”。

　　如果适度超越“民主与专制”的评判尺度，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很不简单，其现实的态度、缜密的构思、周详的规范、精巧的设计和理性的关切，在世界古代史上无可匹敌。对这个历史现象应当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某些积极因素并不意味着“反专制”，更不意味着“民主”“民权”。由于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这一套博大精深的政治学说体系明确将“专制”及“君主专制”作为核心范畴和首要命题，其核心价值贯通整个理论体系。儒家的“天为民立君”命题便是典型例证。

　　《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荀子》的“天之立君，以为民也”都是从《尚书》“天作君师”“天择民主”“天从民欲”命题派生出来的。汉唐以来，“天为民立君”是官方学说及主流学术的核心命题。这个命题的基本思路分二合一，即天立君以治民，民众必须服从君主;天立君以养民，君主必须关爱民众。“天为民立君”命题一体两用，一方面论证君主制度，将最髙权力赋予君主，另一方面规范君主制度，为君主设定了严格的规范，其本质只能定性为专制。

　　▲：请您简要概括一下尊者专制在诸子百家中的地位。

　　●：好的。实际上，无论立君为民、民重君轻、以道事君、诛除暴君，还是王权至上、君父专制、恪守纲常、忠君孝父，都堪称百家共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尊者专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及社会意识的一般特征。诸子百家的政治学说都是论证现实秩序、抽象普遍意识、探索执政规律、设定理想政治的产物。王权、纲常、礼教的专制属性决定了各种论证王权、纲常、礼教的政治学说的专制属性。儒学只是影响最大的一种而已。因此，在诸子百家的文献中，“专制”及其同义词和近义词很常见。

“民贵君轻”是帝制的统治思想

　　▲：“民贵君轻”也是专制理论吗?众多著名学者用“民主”或“反专制”评说这个命题。

　　●：陈独秀等众多著名学者早就指出：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与民主政治“绝非一物”。这个论断堪称真知灼见。

　　“民贵君轻”的提法极易被误读误解，如果望文生义、断章取义、随意演绎、主观臆断，就会导致重大误判。研究者必须注意一个重要事实，即《孟子》既讲“民贵君轻”，又讲“民无二王”二者相互匹配，全面论证了君主制度的基本法则。

　　一些古代儒者也担心“民贵君轻”冲击“君贵民贱”的统治秩序，而历代大儒却不这样看。朱熹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即“以理言之，则民贵;以分言之，则君贵。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于其时视其轻重之所在而已”。许多皇帝赞成朱嘉等人的观点。元英宗告诫辅臣，说：“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当熟虑而慎行之。”康熙皇帝甚至用“实千载忠臣之语”来赞扬文天祥依据“君为轻”而拥立新君。

　　▲：众多崇儒者称“民贵君轻”为“最高民主精神”“民权主义的精义”“儒家宪政主义”。

　　●：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能迷惑许多人，要揭露“民贵君轻”字面背后的实质，驳倒附加在其上的正面意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參：是的。我发现，在数十年的学术争论中，“民贵君轻”既是“孔孟民主”论赖以据守的最后一块阵地，也是“孔孟专制”论最难攻克的一个堡垒。

　　为了全面评估这一类思想，我依据历史文献，按照时间顺序，逐一分析每一个朝代、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个重要学派、每一位著名思想家、每一位著名皇帝。凡是有可能引起争议的典型个案，都一一探寻究竟。依据现在掌握的史料，只要罗列历史事实，便足以证明“孔孟民主”论是不能成立的。

　　“民贵君轻”命题是从“立君为民”命题派生出来的。最先构建“立君为民”及“民贵君轻”理论的是一批上古王者。至迟从商周之际开始，立君为民及民重君轻始终是统治思想及主流学术的核心要素。这是判定“儒学专制”的主要依据之一。

　　▲：这么说“民贵君轻”并非孟轲首创?

　　●：可以这么说。“民贵君轻”观念极有可能滥觞于华夏国家发轫之时。在孟轲之前，这种理论已经相当成熟。孟轲的贡献只是将其提炼成一个语句简洁、语感强烈的命题而已。

　　在现存文献中，古公亶父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国家三要素的角度，以清晰明确的语言，表述立君为民及民重君轻思想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据《孟子》《吕氏春秋》《史记》记载，面对戎狄入侵，国家危亡，古公依据“有民立君，将以利之”，将臣民、国土置于君主之上，他毅然放弃君位，反而贏得了民心。一份明朝进士的科举试卷将古公亶父视为躬行“君为轻”的典范。在我看来，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古公被周文王尊为太王。周武王和周公是太王的嫡派曾孙。《周书》是周朝官方学说代表作。《周书》的天作君师、天择民主、民视民听、天从民欲、汤武革命等，都是儒者论证立君为民及民重君轻的经典依据。《孟子》就弓丨用了这些命题。

　　在春秋时期，一批“民贵君轻”的同义命题相继产生。例如，管仲告诫齐桓公必须“贵天”，亦即“君人者以百姓为天”。“天”与“贵”是同义词，“天”之“贵”乃“至贵”，非寻常之“贵”，故“民为天”比“民为贵”的语感更强烈。立君为庶民、立君为社稷、立君为治义、无民无君、以民为本、民本君末、民为君天等命题也都出自统治者之口，甚至有“杀无道而立有道，仁也”的主张。众多古代经学家将《尚书》《诗经》及《左传》视为论证“天立君为民”及“民贵君轻”的经典。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一些学者声称孟柯的“民贵君轻”一经提出便“振聋发聩”，乃至“社会震动”。这种说法有事实依据吗?

　　●：纯属主观臆断!在汉朝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涉及孟轲“民贵君轻”的议论，既没有高度赞赏的，也没有严词批驳的，堪称反响不大，波澜不惊。就连秦始皇焚书，也不包括《孟子》。汉文帝还曾一度设置《孟子》博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即来自悠久政治传统的立君为民、民重君轻、以民为天观念早已获得广泛认同。如果孟轲讲述了一个古即有之、载于典籍、众所周知、广泛认同的大道理，即使修辞略有差异，语感略有夸张，学者又何必商榷?论者又何必反驳?王者又何必制裁?

　　▲：一些学者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响彻了两千多年，成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这符合历史事实吗?

　　●：孟轲的思想确实“响彻了两千多年”，而其成因却是“民贵君轻”获得历代皇帝的赞赏、论证、推崇、宣扬，使之成为遍及君主、官僚、庶民三大政治阶层的社会普遍意识和公认的政治价值。就连下令删节《孟子》的明太祖，曾一度将“民贵君轻”书写于宫廷殿堂，还曾下诏称赞“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并免除孟轲后裔的赋税。“民贵君轻”怎么可能有“批判君主专制”的功能

　　“孔孟民主”论还必须面对一个自设的价值判断困境：如果孟轲的“民贵君轻”可以定性为“民主”，那么皇帝及官方学说代言人的“民贵君轻”又当如何定性他们的经典依据出自《孟子》解读也没有背离孟轲的基本思路，许多话语甚至比孟轲更明确，更到位，更精彩，却显然无法用“民主”定性。难道在张扬“民贵君轻”的庞大人群中，既有倡导“民主”的，又有倡导“专制”的吗?

　　▲：许多学者认为，皇帝及官学阉割了孔孟学说的精髓，剔除了许多实质性内容，特别是“民贵君轻”。是这样吗?

　　●：这种看法要么是不懂历史，要么是别有用心。只要仔细比较一下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理论结构和命题组合，就会发现：《孟子》的各种理论要素，包括“民贵君轻”与“民无二王”，被官方学说全盘继承下来。一般说来，儒典的立君为民、天下为公、民贵君轻等得到皇帝及朝廷的充分首肯，始终是官学的核心要素。皇帝及群臣大多有背诵五经四书的童子功，他们都属于“儒生”乃至“儒宗”范畴。

　　典型例证莫过于乾隆皇帝。依据皇子教育及皇帝终身教育制度，他自幼诵读并终身修习“民贵君轻”;多次撰写与“民贵君轻”相关的诗歌、论文、史评、书评;将一批论说“民贵君轻”的著作列人各类学校的必修书目;《钦定四书文》收录了两篇论说“民贵君轻”的明朝科举范文;收入《钦定四库全书》的阐发“民贵君轻”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依据历代通行的制度，以膜拜孔孟、弘扬儒学、编纂儒典、开科取士等方式播扬孔孟之道及“民贵君轻”。只要浏览一下《日讲四书解义》，便可知晓这本特意为清朝皇帝编写的教科书完整地保存了孔孟之道的所有要素，仅对“民贵君轻”的阐释就用了五六百字。

　　▲：历代统治者确实推崇“天立君为民”及“民贵君轻”。这是否属于一些学者所说的“虚假认同”?

　　●：显然不是仅仅用“虚假认同”所能圆满解释的。试想：如果皇帝们张扬“民贵君轻”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又何必执意将其用作旨在培养储君及各级统治者的教科书和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试题，甚至达到用王朝推崇四书五经、皇帝修习“民贵君轻”及以此培养选拔官员等制度化的方式制造“普遍共识”的程度难道维护帝制王朝和专制权力的皇帝们能够高明到敢于坚持不懈地用“民主思想”“民权思想”或“反专制思想”成批量地培养忠于君主及朝廷的政治精英，甚至达到用这一类思想指导王朝政治的程度吗?

　　应当指出的是：“孔孟民主”论将孔孟之道与帝制皇权切割开来的各种解释方式，既违背历史事实，也违背政治常识。在人类政治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这样一种现象：在漫长且广阔的历史时空内，一种政治制度及其统治者把对这种制度具有颠覆性的思想体系奉为官方学说并大加宣扬。帝制统治者对孔孟之道坚定不移的选择、历时久远的推崇和千方百计的弘扬，恰恰是判定“孔孟专制”的最重要的事实依据。

孔孟之道不可能转化为民主思想

　　▲：许多学者认为孔孟之道可以发展出民主思想，清初政治批判思潮便是例证。黄宗羲、王夫之的思想有民主属性吗?

　　●：正如萧公权所指出的，黄宗羲“仍因袭盂子之故辙，未足以语真正之转变”。孔孟之道不可能自发地导出民主思想。我对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评语是：形成群体，汇成思潮;关注现实，切近实际;思想激烈，言辞犀利;议论精彩，不乏创见;立论思辨，思想升华;引领潮流，显露新意;因循传统，未脱窠臼。

　　▲：非常精彩。但“未脱窠臼”的判断是怎么得出的?

　　●：依据一个证据链。诸如主张“循天下之公”的王夫之是一位思想巨人，然而专题辑录他的尊君思想却颇似一部主张绝对君权的著述。黄宗羲笃信“宇宙一团生气，聚于一人，故天下归之，此是常理”，将平天下的希望寄托于“令君心自悟”。《明夷待访录》“天下为主，君为客”那一段的思维逻辑是：无君之时，天下混乱;王者大公，天下太平;君主谋私，则为大害。这种“设君之道”古即有之。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基本思路乃至激烈话语，在历代王朝的官方学说中也不难找到。

　　正是对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研究，使我发现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意义的“尊君——罪君”政治文化范式，除少数无君论者外，所有的思想家都没有超越这个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家政治思维方式严重阻滞了中华民族的观念更新，而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局限性恰恰是典型例证之一。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批在野思想家高举“天下，天下之天下”的旗帜，将儒家民本思想推向极致的时候，清朝的皇帝们也在以“立君为民”“天下为公”“民贵君轻”，为皇权定位，为帝制张目。就理论的基本架构而言，二者存在实质的相似性。这一历史现象应当纳人我们的研究视野。

　　▲：难道“民贵君轻”也有阻滞观念更新的作用吗?

　　●：确实如此。在康乾盛世，张扬《孟子》“民贵君轻”的有三类群体：第一类是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政治批判思想家，他们力图超越，却未脱窠臼;第二类是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帝王将相及士大夫，他们大体保持宋明理学的特征;第三类是以焦循为代表的乾嘉汉学家，他们大多有“回到孔儒家民本思想论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理想政治模式。三者都是四书五经之学的不同流变，理论的基础框架大同小异，都没有提出超越孔孟之道的政治理论。观察这种历史现象，既可以感受到四书五经之学影响力的强大，又可以感受到四书五经之学保守性的强钿。在亟待与时俱进的时代，孔孟之道、四书之学不仅无法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驱动力，反而成为严重阻滞社会变革的精神力量。后来的历史又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儒学的这种历史作用也是判定其专制性质的主要依据。

　　▲：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按照孟子的“民贵君轻”来设立政治体制，至少能发展出“开明君主立宪制”。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这种假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民贵君轻”始终居于主流学术乃至官方学说的地位，却从未导出民主、民权思想。到宋、元、明、清，孟轲及《孟子》的地位登峰造极，“民贵君轻”之说充斥各种官方及私家的著作，绝大部分社会精英堪称四书五经的虔诚信徒。然而，政治体制不仅没有丝毫向君主立宪演进的迹象，反而向皇权日益强化的方向演进，中国古代文明也日益走向衰落。

　　拿破仑用狮子的睡与醒比喻中国的态势。睡与醒主要是指一种精神状态。当初中国为什么沉睡了?这只能归咎于孔孟之道支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体修习“天立君为民”及“民贵君轻”的读书声中，中国落伍了。甲午之败乃是国家之败;国家之败败于制度，败于文化，败于教育;当时的制度、文化、教育可以归结为帝制、礼教、儒学这三个关键词。如今中国为什么醒了?这应当归功于儒学的边缘化。群体性的觉醒推动了国家精神要素的全面改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靠的不是儒学，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清末统治者筹划“君主立宪”也没有依据《孟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也不会依据四书五经进行。即使有人为儒学将贴上“民主”的标签，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民贵君轻”存在真实的继承关系。夸大儒学的现代意义，指望儒学为当今世界及中国解决它独尊两千多年都未能解决的诸多社会问题，也是缺乏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的。如果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现代中国弘扬“民贵君轻”，势必贻笑大方。

　　“儒学专制”是注定不能转换为“儒学民主”的。剔除了儒学的纲常礼教，转换了儒学的尊者专制，这种新质的学术还是“儒学”吗如果有人声称通过“返本开新”，“创造性地转化”出张扬“民主宪政”的“新儒学”，这种“新儒学”也是地地道道的伪儒学。

　　▲：现在有些人喜欢把“中华复兴”和“儒学复兴”连为一体，把儒家价值观看成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撑，甚至提出要“重建儒教国家”。这有利于今天我们所要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

　　●：这纯粹是开历史倒车。名副其实的儒教国家已经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彻底颠覆，推行儒教政治的社会基础也被基本铲除。凡是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坚决反对“重建儒教国家”的政治图谋。任何开历史倒车的人迟早都会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复辟帝制并尊崇孔教的袁世凯、搞国家儒学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将三民主义儒学化并推行尊孔读经的蒋介石统治集团都是前车之鉴。

　　帝制与儒学，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明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君主专制及孔孟之道，既是推动中国古代文明兴盛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也是促使中国古代文明衰亡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颠覆君主专制及孔孟之道，开创中华新文明、新传统的产物。孔孟之道的核心内容已经丧失了继续存在的历史条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对不能走“回到孔孟去”的道路。

　　▲：最后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您谈谈看法。请先对“君主专制”的历史价值给予客观的评定。

　　●：在科学对待历史传统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值得仿效的学术典范。这部深刻批判历史传统的经典著作，并没有简单地割裂历史传统。他们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宣布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及核心价值“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准确地预见到社会化大生产必将导致全球化。马克思恩格斯的博大胸怀和深邃洞见及其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效法的理论、方法和范例。在评估儒学的历史价值时，我们应当在揭露其专制本质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历史合理性及某些制度法则和政治理念的现代意义。

　　我认为，与其回避“帝制和儒学的本质是专制”这一历史事实，不如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摈弃简单化的“弘扬”或“批判”，实事求是地提出“借鉴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政治理论”的问题意识及研究课题，全面评估君主专制的历史价值及现代意义。

　　我们应当分析四种重大历史现象：

　　一是体察一个历史过程，即“君主专制”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当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无一例外地出现过可以称之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系。这种世界性的现象指示着历史的逻辑：君主专制是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

　　二是注意一个社会常识，即当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面对相同或相似的客观事物的时候很容易对其一般特征和普遍法则形成相同或相似的认识。典型例证便是“以民为本”的“国家伦理”在世界古代文明普遍存在，最早申说这种“统治者的自我理解”的是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君主。在中国，最先论说立君为民、民惟邦本、无民无君、民重君轻并使之成为统治思想的也是一批王者封君。

　　三是研究一个基本事实，即在中国古代，既没有明确提出“治权在民”的思想家，也没有一味追求“绝对君权”的思想家，立君为民、天下为公、以民为本、民重君轻获得诸子百家及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因而帝制的统治思想包纳了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得到的一切限定、制约、规范、调整最高权力的思想因素。

　　四是关注一个重大事实，即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最高，历史成就最大。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不仅以规范君权、制约君权、调整君权、评价君权为主要导向和重要功能，而且包含若干超越时代的政治价值。由此而形成的一些政治传统，至今仍是中国人民共同民族感情和共同文化认同的根本保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问题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准确的知识体系，提供有益的历史鉴戒，求索深邃的生活哲理，引导恰当的社会选择。唯有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学术成果才能切实有效地发挥这些功能。因此，研究历史问题的中国学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持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坚持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坚持超越传统的创新精神，致力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优质学术资源。

　　▲：近来有一个词——“现代新儒家”比较热，不知您怎么评价“现代新儒家”?

　　●：我的总体评价是，“现代新儒家”不是真儒家。在古代社会，“孔孟尊君”是赞语颂词并将儒学推上帝制官学的地位。近代以来，“孔孟尊君”转化成批判用语并导致孔教与帝制一同式微。崇儒者只得另辟蹊径，创造“孔孟民主”的说法。于是原本众口一词的“孔孟尊君”，演化为“孔孟专制”与“孔孟民主”之争。显而易见，“孔孟民主”是帝制及礼教覆灭之后冒出来的一种前无古人的新说法。

　　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政治思潮的一般特征是：掩盖儒家学说的本质属性，摘取儒家经典的某些话语，将其判定为“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社会主义”等，进而宣扬“回到孔孟去”“儒化中共”“儒化中国”“立孔教为国教”“立儒学为国学”“推行儒家宪政”之类的政治主张。许多学者将其视为“儒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从本质属性看，“新儒家”不是真儒家。

　　孔丘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至理名言。概念属于“名”的范畴，而概念是揭示思维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在特有属性中，本质属性既具有区别性，又具有规定性，为一个事物内部所固有，并能决定这个事物成其为这个事物的性质。如果一个学术概念不能反映特有属性，特别是不能反映本质属性，就会“名不正”，进而“言不顺”，导致指鹿为马、张冠李戴的学术现象。“现代新儒家”这个概念便是典型例证之一。

　　“新儒家”的要害是扭曲儒家思想，变换儒学本质，打着“弘扬传统”的旗号，贩卖个人的政治主张。这批人虽推崇“孔孟”，号称“儒家”，标榜“儒学”，却违背了四书五经的“君臣之义”。名副其实的儒家主张尊者专制，“现代新儒家”主张民主宪政，二者虽形式相似，却本质相反，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试想：孔丘为人正直，恪守其道，他明确主张君位得自“天禄”，理应“土无二王”，严守“君臣之义”，维护“贵贱不愆”。然而，现代崇儒者却声称孔丘主张自由、平等、民主、宪政，将许多现代观念强加在他的身上。如果孔丘在天有灵，肯定会责备这种做法曲解了儒家的纲领、灵魂、精髓，悖逆了儒学的圣道、王制、名教。

　　必须指出的是：怀有特定意识形态目的的“新儒家”属于刻意造假者。牟宗三公然提倡文化造假，值染中华道统的“内在超越”路向。面对质疑，他竟然诡辩：“即令没有，我们也应当使它有。这是我们作历史的回顾时，作为黄帝的子孙所应当有的责任。”钱穆声称不对本国历史秉持“温情与敬意”，就会被“文化征服”。他歪曲历史事实，极力证明帝制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制”。他明知“‘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究竟哪些内容算作“国学”“实难判别”，却依然撰写《国学概论》。

　　一些主张在现代中国推行“儒家宪政”的人，明知古今“三统”非一脉相承，且“道不同”，却基于“如果儒家想在现代社会贏得生存权利，就必须有效地吸纳民主”的考虑，宣称要以“引进民主宪政要素”的方式，“弥补古典儒家的不足”，将“儒家”和“民主”整合在一起，以“重建中华道统”。这无异于公开宣称要用作伪的手法无中生有，用讹变的方式变黑成白，将儒家转换成与其本质属性截然相反的东西。历史上不乏伪冒“儒家”的伪作伪造和假冒“儒学”的假托假造，而公然宣称必须作假偷换的唯有现代冒出来的“新儒家'篡改历史及文化造假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最大不敬。我主张：严谨的学术分析应当将公然造假、欺世盗名的“现代新儒家”正名为“现代伪儒家”。批判他们的虚妄之学及荒谬之论是中国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研究传统文化必须实事求是，弘扬优秀传统更要实事求是。隐去真相的“弘扬国学”，弄虚作假的“文化传承”，对民族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损害甚大。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在当下学界，将糟柏当精华的现象司空见惯，许多专家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参与了文化造假，这是造成思想混乱的重大因素之一。因此，遏止现代伪儒学思潮的有效途径之一是遏止文化造假之风。

食物主权按

　　新年的饭桌上少不了鸡鸭鱼肉，然而近期一份抗生素污染地图揭露了隐藏在我们食物体系中的惊人事实——为了供养工业化养殖业，每年有数万吨抗生素经由养殖动物和我们的身体，进入水土环境，致使各种病菌严重抗药。鸡鸭猪牛鱼全部沦陷，“这些兽药打得我们自己都怕!” 珠三角、京津冀及长三角地区各类养殖业密集，恰是抗生素污染重灾区。相对于医疗用抗生素药物，由于大部分抗生素排出牲畜体外，水土环境无人买单，国家继续无视抗生素泛滥引发抗药性的事实，任由养殖业沦为抗生素的“催生剂”和“输送带”。

　　国内首份抗生素污染清单操刀者为中科院广州地化所应光国课题组。应光国博士是国内抗生素研究领军人物，从2006年开始研究抗生素污染问题，足迹遍布中国58条主要河流，以及广东、广西、湖南、河北等省份的主要养殖场。

　　论文信息：Zhang QQ, Ying GG*, Pan CG, Liu YS, Zhao JL (2015)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antibiotics emission and fate in the river basins of China: Source analysis, multimedia modelling, and linkage to bacterial resistance.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9, 6772-6782.

　　正文

　　中国科学院污染地图首次详细披露了各地抗生素使用和排放量：

　　中国2013年使用的16.2万吨抗生素中，兽用52%，人用48%。

　　此次研究选取36种最常被检出的抗生素作为研究对象，总量达9万多吨，其中畜用抗生素占84%;大部分抗生素通过人畜排泄至体外，一年有超过5万吨抗生素排放进入水土环境中。

　　中国在抗生素的使用上，可划分成明显的东部和西部两个部分，东部的抗生素排放量强度是西部的6倍以上。

　　其中：京津冀海河流域、长江和西江是全国抗生素排放量最大的区域，而珠江单位面积中的抗生素含量排名全国第一。

　　从污染地图颜色可以看到，广东、江苏、浙江、河北等经济相对较好地区颜色较深，即意味着是污染重灾区。

　　这些处于污染重灾区的地方，意思就是喝水就能治感染呗!

　　与国外相比，中国河流总体抗生素浓度较高，测量浓度最高达7560纳克/升，平均也有303纳克/升，意大利仅为9纳克/升，美国为120纳克/升，德国是20纳克/升。然而除了对比国外数据，我国自来水和地表水质检测的国家标准中，均没有将抗生素纳入。

　　从下表可见，我国每千人抗生素日使用量是英国的5.7倍，达美国的5.5倍之多！

　　水中抗生素从何而来?

　　环境中抗生素的来源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医疗废水以及动物饲料和水产养殖废水排放等。环境中的抗生素残留又会通过各种方式可能重新进入人体，最主要的就是喝了含有抗生素的水、吃了存在抗生素残留的肉类和蔬菜，另外还可以通过生态循环的方式回到人体。

　　在生猪、肉鸡、水产等养殖过程中，因养殖密度高，不少养殖户为降低感染发病率，提高效益，习惯在饲料中添加各类抗生素。比如生猪饲料中，硫酸粘菌素、金霉素都是常用抗生素，最多时一吨饲料能添加1斤抗生素药物。

　　应光国介绍，珠江流域人口密度高，广东又是养殖大省，鸡、猪的消费量在全国范围内算很高的，水产养殖发达，广东鱼塘在全国最多，因此珠江流域抗生素使用量、排放量大，排放密度高。另外，我国的污水处理水平也较低，农村地区几乎直接排放污水。

　　中科院团队在广东、广西、湖南的猪场、鸡场、鸭场检测显示，养殖业使用了不同的抗生素：

　　猪粪检出的抗生素中浓度最高为四环素5.6毫克/千克。

　　“这些兽药经常打得多到我们自己都怕!” 广东省肇庆市莲花镇大步村生猪养殖户老廖说。

　　老廖的猪场有2000多头猪，养了几十年猪，“打药”对老廖来说稀松平常。猪现在主要的病有几十种，打针、灌药效果越来越差，用药越来越猛。一旦猪出现咳嗽、瘦弱，就必须不断打药，一直打到让猪吃食。“光是用药，养猪都养不起了，猪药太贵了。一头猪从小养到240斤的7个月里，养殖成本中，饲料费用1300元，药费就要300多元。千把头猪的规模养殖，一年用抗生素等各种兽药花费就达50万元。

　　在鸡鸭粪中检出的多种抗生素中浓度最高为6.11毫克/千克。

　　奶牛场也在使用抗生素。“我们去了广西的、广东大型养牛厂，奶牛也在用抗生素，因为挤奶时间长会发炎。”

　　走地鸡同样不安全。“我开始以为走地鸡不用药，最后发现也用。”应光国看到云浮、清远、江门等地养殖户为了让鸡长得快、防鸡瘟，大量使用抗生素。

　　养鱼业同样没能幸免。鱼塘底泥中检出了7种抗生素，最高浓度为3400微克/千克，平均浓度为524微克/千克。

　　抗生素泛滥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环境抗生素污染对人体健康有什么影响?饮用有抗生素残留的水有没有危害?被检出抗生素的肉类安全吗?

　　从药学领域而言，广谱(能针对绝大多数细菌)抗生素大致分为青霉素类、碳青酶烯类、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磺胺类、喹诺酮类等。“不同的药物，在人体或动物体内不同的半衰期(药物衰变为其他物质)不同，以喹诺酮类药物(如诺氟沙星等)为例，其半衰期较长，在自然界化学稳定性很好。它需要足够长的时间降解成其他物质，如果人类长期低量摄入含有喹诺酮类的水、肉食，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产生耐药。”中国药理学会教学与科普专委会委员、南方医科大学药学院徐江平教授表示。

　　“喹诺酮类药物的人体耐药性问题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了。比如第一代喹诺酮氟哌酸，已经基本治疗不了细菌感染性腹泻，再如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其对于呼吸系统、泌尿系统感染的治疗效果也在渐渐降低，这就是耐药的表现。”

　　广州地化所这次研究报告显示，喹诺酮类药物的用量仍然很大，以诺氟沙星为例，2013年全国用了5440吨，其中畜用4427吨。徐江平表示，他最新掌握的信息显示，农业部已经意识到喹诺酮在养殖业滥用的危害，即将决定停止4类喹诺酮类药物在养殖业的使用。“其他还有一些小分子的抗生素，其半衰期也很长，在自然界化学稳定性很好，长期微量摄入也有类似的导致耐药结论。”

　　应光国的报告显示，抗生素的使用量、预测环境浓度、地表水环境中的细菌耐药率和医院的细菌耐药率存在正相关，其中使用年代较短的新型抗生素正相关更显著。

　　抗生素在人类和动物身上的滥用被认为是产生耐药性细菌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动物的饲养周期中，农民和农场主们一直向其投喂少量的药物，这些药物不是用于治愈患病动物，而是为了促生长，并抑制因近距离接触彼此的粪便而引发的疾病，动物吃下抗生素之后，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吸收，大部分都会随粪便排出体外。

　　2013年，8名中国和美国科学家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过一篇研究报告，三家中国商业养猪场中的粪肥里发现了149种“独特”的抗生素耐药基因。

　　耐药基因可通过环境、食用上述动物的肉制品等方式传播至人体，有的形成“超级细菌”，导致人们难以甚至不可能通过常规抗生素来治疗感染，而新药的研发根本来不及跟上。

　　威胁已经在人体中暴露。2015年4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周颖副教授课题组，历经1年，通过对上海、江苏和浙江的一千多名8到11岁的学校儿童人群尿中抗生素的生物监测证实，近六成检出1种抗生素，四分之一检出超过2种抗生素，有些甚至有6种抗生素。

　　抗生素在动物中的滥用和抗药性已经成了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问题之一，医生面临着选择越来越少、没有充足时间做决定等问题，他们常常被如何拯救病人生命的痛苦选择所困扰。每年至少有200万美国人患病，其中约2.3万人死于耐抗生素感染。

　　遏制抗生素污染迫在眉睫!中科院这份报告仍是对我们水土抗生素污染的一个静态调查，我们呼吁：国家应该建立自来水和地表水中抗生素的长期监测，将抗生素纳入国家水质标准监控之中。同时，更为根本的是改造我们的农业、水产业的生产方式。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环境更加脆弱的海河流域，以出口为导向的密集式的规模养殖业催生了每年数万吨抗生素的生产、排放。难道我们不应该彻底反省和改造密集式、工业化的养殖业生产方式，重寻一条低成本的生态养殖之路?

　　文章来源：GIS帝国、何以为食、南方都市报、半月谈

原标题：一个在贪欲中沉沦的“学者市长”　　

从学者教授成功“跨界”到正厅级官员，栾庆伟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他的能力曾为外人称道，他的到来曾一度被视为一股政坛清风。但可惜的是，他躺在“功劳簿”上得意忘形，无视党的纪律和规矩，无视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最终辜负了组织和人民的期待，堕入贪腐的深渊。他人生的“跨界转型”也毁于一旦。

2015年9月，抚顺市委副书记、市长栾庆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12月，栾庆伟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收缴违纪所得。2016年7月，栾庆伟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经查，栾庆伟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搞钱色交易。栾庆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担任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局长、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抚顺市市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款物折合人民币3591万余元。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贪权、贪钱、贪色。”栾庆伟在忏悔书中写道。“三贪”成了他自我认知的标签，也道出了其陷入沉沦的重要思想根源。

从农村娃到一市之长的复杂人生

栾庆伟出生于普通农家。艰苦的环境成为他不断奋进的动力。1983年大学毕业后第二年，他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工业企业管理硕士，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工作。那时他刻苦钻研、勤奋敬业，30多岁就从助教、讲师很快晋升到副教授、教授，成为全校甚至在全国来说都比较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并被任命为学校管理学院副院长。2001年栾庆伟完成“跨界转型”，担任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副局长（主持工作），2003年被正式任命为局长。2007年，又担任大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2013年任抚顺市市长，成为正厅级干部。

从工作经历看，栾庆伟曾经是一个工作能力较强，想干事业的干部。他在信息产业局工作期间，积极发展软件产业，高水平承办了中国软件交易会，特别是为引进外资做了大量工作。

然而，在他思想深处，“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栾庆伟追忆往事时毫不隐讳地说，只有工作好了，才能够升官，最后才能够挣大钱、光宗耀祖。正是由于奋斗的动机不纯，栾庆伟在拼命追求职务升迁的同时，思想改造却停止不前、甚至退化。到了政府机关后，他发现权力的魅力无穷，能满足他对金钱的欲望。特别是他到大连高新区和抚顺市工作之后，对金钱的贪婪更加疯狂，最后几乎到了来者不拒的程度，一次几十万、上百万地拿，脸不红、心不跳。

栾庆伟说：“我对金钱有着特殊的好感，我们夫妻都来自农村，生活贫困。那时我经常感叹，这日子过的，没有钱真的不行啊！”

2007年5月，栾庆伟调任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并明确为副市级干部。一名大连当地人士评价说，能够出任园区“一把手”，几乎相当于既担任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委书记，同时还兼任大型国企的董事长。“权力很大，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霸道”是权力的衍生物，是特权思想作祟。因此，“霸道”也就成了官员腐败的前兆。据当地人士介绍，出任园区“一把手”后，栾庆伟的脾气变大了。经常当众呵斥下属，他主持的会议，如果有人迟到，还会被罚站。栾庆伟此时的兴趣也发生了改变，每天中午坚持学日语的习惯不见了，倒是对收藏古玩字画颇为热衷。

最想得到的，最害怕失去。栾庆伟对权力、金钱的追求永不满足，使他不惜使出浑身解数，然而世事未必都能如愿以偿，他开始把心思用到迷信上，“不问苍生问鬼神”。2007年栾庆伟到大连高新区工作后，见过的几个“大师”都说他的命很好，一生顺利，官运亨通。2015年以来，他听到社会上关于调查他的一些传言后，在接受组织调查的前几天还和一个所谓的“大师”见了面，这位“大师”信誓旦旦地告诉他：“有惊无险，没有任何问题。”离开后，“大师”还发来信息说：“确实没有问题，不是为了安慰你才这么说的。”

栾庆伟在忏悔书中说：“难道这叫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吗？这叫真的有惊无险吗？现在看来，搞封建迷信那一套，相信什么所谓的‘大师’是何等愚蠢！”“迷信就是傻子遇到了骗子的结果。”与其说栾庆伟是迷信鬼神，不如说是迷信权力。假如他不是被金钱诱惑，权力迷惑，又怎么会陷入以权谋私的迷途？又怎么会迷醉于声色犬马？

思想上生锈了，外在约束就容易卡壳。在“迷信心态”的引领下，栾庆伟抵制各种诱惑的能力急剧下降。他趁妻子、儿子在国外期间，在国内与两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一女。为了满足这两名女性对金钱的需要，他利用手中权力疯狂敛财，给她们买房买车，供其大肆挥霍。

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自己，自然也就不可能正确对待组织，就会阳奉阴违，做出违纪违法的事。党员领导干部只有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才能对一些重大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让正念占据心灵高地。

“廉洁”伪装下的权力贪欲与攀比心理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认识上的偏颇、心理上的失衡，加剧了栾庆伟内心深处隐藏着的对金钱的渴望。而贪欲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会像洪水般一发不可收拾，栾庆伟本就存在漏洞的思想堤坝，在洪水面前终究难逃坍塌的命运。

权力是什么？在栾庆伟眼里，权力就是为个人及家属谋私利的“利器”，就是与他人利益交换的“筹码”。栾庆伟谈到：“我之所以一直不断地追求权力，主要是因为我对权力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尽管口口声声说，权力是组织给的，是人民给的，用权要向组织负责，要为人民服务。但从骨子里还是觉得，权力是靠自己努力和奋斗得来的，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有了地位，有了金钱，也会有美色，有了权力就应高朋满座、歌舞升平。”

2007年以来，栾庆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私利，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3000余万元。

2011年，栾庆伟向辖区内企业打招呼，希望该企业给其妻子徐某经营的计算机软件设计开发公司一些项目。2013年，徐某与该公司签订合同。

栾庆伟主政大连高新园区6年，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在用人方面搞“小圈子”。大连海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辉是栾庆伟在大连理工大学时的下属，后跟随栾进入政府工作。陈景辉口碑并不好，尤其是他的亲属在园区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事常被人议论。就因为他是栾庆伟的旧部，栾对他青睐有加，最后提拔陈担任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栾庆伟喜欢提拔与自己有过工作交集的人，围在他身边的几个“近臣”，包括园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国企领导，口碑很差。这些人由于栾的庇护，在工程建设、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不少贪腐行为，栾也从这几个人手上拿了不少好处。

栾庆伟在工作中不断罗织关系网，经营自己的腐败“小圈子”，拉关系、谋私利，一步步陷入人情腐败的泥潭。2015年9月初，陈景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栾庆伟苦心经营的“小圈子”被撕开一个缺口。此后，园区多名干部与企业负责人被带走协助调查。半个月后，栾庆伟黯然落马。

“栾庆伟的德与才，是无法匹配和驾驭手中的权力的，他最终成为权力的俘虏，是必然的。”栾庆伟案发后，他的多名同事这样告诉办案人员。

栾庆伟谈及自己的经历时说，开始时他在纷繁复杂的利益诱惑面前，内心也曾经历过激烈的斗争。不幸的是，价值观的扭曲和“侥幸攀比心理”让理智在与贪欲的较量中，没经过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总觉得，这种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都是自愿送的，甚至是三番五次、推都推不掉，又不会有人告发检举，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平时，为了掩人耳目，我对下属的钱，小企业的钱一概不收，给人一种廉洁的假象。九十高龄的老父亲也曾多次提醒我，不要做违纪违法的事，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可惜我一点也听不进去，根本没当回事，现在后悔晚矣，侥幸攀比心理要不得啊！”

谈到自己腐败行为造成的危害，栾庆伟忏悔道：“由于我的违纪违法行为，给组织造成了不良影响，特别是我没有珍惜夫妻感情，也没有用心呵护好家庭，给我的家庭和孩子带来了灾难，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人生没有回头路啊！”

党性在老板的“围猎”中丧失

有些商人把商业交换规则“嫁接”到了权力运作上，把权力上的“帮助”赋予了“价格”，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交易关系。有的商人认为只要送得出，不怕收不回，为此，他们精心选择“围猎”对象，并不断变换花样，本人攻不进就攻向身边人，就攻向“朋友圈”。

栾庆伟没有恪守官商交往的“君子之道”，没有把握好公私分明的界限，和商人过度交往中倒在了“官商勾肩搭背”的陷阱里。栾庆伟案涉及多名民营企业老板，他们用金钱利诱麻醉了栾庆伟的警戒意识，致使其党性全失、防线大开。在被老板们“围猎”的同时，栾庆伟也成了党纪惩处的对象。

2007年6月份，开发商王某出资建设研发中心，建成后高新区回购。大楼建成后，王某约栾庆伟在茶馆喝茶，临走时给栾庆伟留下一盒茶，盒内有5万美元。栾庆伟说，“第一次收这么多钱，虽然心里有些不安，但还是留下了”。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此后，栾庆伟经常到王某开办的体检中心，晚饭后喝个茶，谈谈有关情况，分手时王某都要在栾庆伟车上放点钱，总计100多万元人民币。200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王某到栾庆伟办公室汇报项目情况，临走时将一个塑料袋放在栾庆伟办公桌上，说是图纸，请栾庆伟看看，档案袋里装了40万美元。栾庆伟说，“这是我第一次收这么多钱，当时特别后怕。”

栾庆伟到大连高新区后，开发商冯某希望得到栾庆伟的支持。201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冯某说给栾庆伟送点水果，将一个黑色皮箱子放在栾庆伟的车上，栾庆伟打开之后发现是100万元人民币。栾庆伟在交代时说“其实，嘴上说是水果，里边究竟是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

2011年秋天，开发商王某晚饭后约栾庆伟顺道到他家坐一会儿，谈谈有关项目情况。临走时，王某把一个黑色拉杆箱交给栾庆伟，栾庆伟急忙回到办公室，打开一看，竟是100万美元。栾庆伟说“这是我收钱最多的一次，贪欲已发展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了，太可怕了”。

案例剖析

文质彬彬的“跨界”教授官员，何以走上了腐败之路？高级知识分子又如何向“鬼神”寻求寄托？栾庆伟一案令人警醒。

一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正确看待自己。栾庆伟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组织的培养与信任，但随着个人的成长、环境的变化，他的“特权思想”萌发，渐渐发展到“思想上不在党”，热衷于封建迷信，丧失了党性观念和党员的资格标准，无尽的欲望驱使他走向贪腐的迷途。党员干部只有正确对待名利、地位、权力，才能战胜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

二是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栾庆伟善于“巧妙伪装”，不收小钱小物，借以树立自己的“廉洁形象”。自以为很聪明，可以瞒天过海，实则“聪明反被聪明误”。栾庆伟更多的是心存侥幸，不愿相信事实而已。

三是要加强对“一把手”的任用考核和日常监管。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形势下，必须抓住关键少数，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要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把严明党纪体现到对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中，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及时处理，不要使小错误演变成大问题。

四是权力和贪欲相伴必定导致腐败。党员领导干部面对各种形式的诱惑，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我麻痹，让别有用心的人乘虚而入。不正当利益的背后往往是陷阱，暗藏着对方更大的利益请托，如果不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保持定力，就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代价。（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赵国利整理）

上集

下集

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年轻一代往往更崇尚质疑，对“红色”话题内心自动留距，而在锦江小礼堂，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主讲《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其富有激情和缜密的2小时分享后，现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金一南少将的“敢讲、能讲、讲透”让年轻听友的掌声尤为真诚：本来以为会很教条，没想到这么生动、有说服力。

上篇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这个题目很大。今天不给大家讲理论，讲一些切身的感受。

首先从别人的质疑开始，因为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不能胜利。

1沈大伟：美国“中国通”的所谓中国崩溃为何只坚持了三个月

首先是沈大伟。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曾在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求学，在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是西方研究中国的第一个在中国获得硕士学位的，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一口流利的中文，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亲华派，但是一个著名的知华派，对中国很了解，中央党校请过他讲课，我访美两次与他会谈。

沈大伟，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博士。

但去年3月，《华尔街日报》发表沈大伟的长文，“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正在到来的中国崩溃）。他在文章中说，“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将超出许多人的想象。有五点理由：第一，大批经济精英移民海外；第二，思想自由言论表达受限；第三，对执政党的忠诚不真实；第四，猖獗且难以根除的腐败；第五，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这一切都证明中国共产党完了，且很快就会完了。”

文章是3月6日发的，我大概是3月10日看到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哎哟，这沈大伟的脑子怎么突然“进水”了？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开展前所未有的军事变革，我们强力反腐，我们经济进入新一轮腾飞。你说我们完了？

该文发表不久，恰逢基辛格来华和我们会谈。中国国际战略协会副会长龚显福问基辛格，现在怎么回事，美国人又开始叫嚣中国崩溃论了？93岁的基辛格说不知道这个情况。

随后说，你们都是中国的大学者，不要看美国的小报，小报为了登广告赚钱，上面的消息都是不实的。得知消息来自华尔街日报，也算大人物的沈大伟后，基辛格一愣，但他不愧是一个资深政治家，稍过片刻就说了一句让我们恍然大悟的话“他想当副国务卿。”

基辛格一点拨，我们顿悟，原来沈大伟不是在处理学术问题，它成了政治问题。2016美国大选在即，2017谁将入主白宫，美国学界都在纷纷揣摩、迎合、投其所好。后来我一想，这个问题看来是世界性的通病。美国有“旋转门”之说，当年基辛格就是从大学教授变成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沈大伟也想“旋转”一把，弄个副国务卿干干。

基辛格接着又讲，“他当不成副国务卿，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今年底以前他会知道的。所以你们不要太在意，因为今年底以前，他的观点会转过来的。”去年6月份我们访美，7月3日离开美国，7月1日《华尔街日报》已经发表了沈大伟的另一篇长文，《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一篇回归学术的文章！

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就如同当年埃德加·斯诺从上海出发，来到延安，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一样，中国使多少人获得了荣誉，使多少人丢掉了名誉。我觉得如果再朝深处看，沈大伟、基辛格其实是一样的。今天研究中国，说中国崛起，文章有人看，书有人买；说中国崩溃，文章有人看，书也有人买。

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前者因《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而闻名中国

2基辛格为43年前107辆车的车队造成的迟到向我鞠躬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美国名列的嘉宾中第一位就是基辛格，因为中国人认他。93岁的高龄，一年2-4次往来中国，13小时飞过来，倒12小时的时差，落地以后上午会谈、下午会谈、晚上宴席，节奏安排得非常紧。去年3月20日和我们会谈时，秘书让我们提尖锐的问题，大家一致推举我。

我正好想到一件事情，就问，“1972年您陪同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当时车队有多少辆车？”基辛格一听就愣了，多少辆车？30辆？40辆？50辆？我说不对，基辛格先生，是107辆。

基辛格先生一下子就来精神了，眼睛一亮，你怎么知道107辆？

我说，基辛格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72年2月21日，当时我是北京一个街道小厂的学徒工，当时我正在去上班的路上，结果22路公交车在去西单的路上被堵住了。长安街戒严，让美国总统车队通过，我站在22路公交车比较高的地方，车头能够越过行人和自行车看到路口看到尼克松总统的车队。整个公共汽车上的人大家一起在数，1,2,3,4……107。基辛格先生，不是我数的107，是全车人在那吼，107！所以这个数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基辛格大吃一惊，有那么多辆车吗？！

基辛格与习近平主席会面

后来我说，我在工厂一直是优秀徒工。虽然离家最远，但我一次都没有迟到过，只有那天我迟到了，西单路口堵了50多分钟，疏散了20多分钟，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上班第一次迟到。全场大笑起来。紧接着茶歇，茶歇结束后下半场会谈开始。全场，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想到，基辛格做了一个动作。他把椅子转了过来，面朝了我，站起来鞠了个躬，“现在，为43年前那次耽误你上班，我在这里向你正式道歉”。我大吃一惊，因为万万没有想到。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

当时全场都鼓起掌来。我说，三天前，习主席和您会谈时，您说，“真不敢想象，中国和美国终于有一天能一起讨论整个世界未来的和平和进步”，借鉴这句话，我想说，真不敢想象，43年前被尼克松车队堵在路口的一个小学徒工，今天能和您坐在一起进行会谈，并接受您的正式道歉，真不敢想象！ 

我当时非常感慨。基辛格为什么会向我鞠躬？因为我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正在崛起的中国。如果是一个衰败的中国，那我今天也就只是一个街道小厂的退休老员工。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个人命运的变化，映射了中国的崛起和高速发展。

金一南和基辛格一起会谈（来自金一南PPT）

3西方军官：来上海看一大会址，因为那段历史里有他们的影子

我们防务学院办“国际军事交流班”，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来参加。2001年之后，美英法德意日，包括澳大利亚、韩国全部都来了。

结束后，把大家带到山东去参观。参观完了泰山、曲阜、青岛之后，前往上海。发达国家军官就提出质疑，澳大利亚空军上校多尔就代表美澳军官提问：在山东所看都由我们安排，到了上海之后能不能让我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听安排。我们车上当即商议，决定到了上海之后，国际军事交流班的第一天活动全部取消，各国军官自由活动。

我们分成了两个小组，我带了德国军官汉斯和法国军官路易。他们两个人是第一次到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军官第一次肯定会去看外滩、浦东、陆家嘴，哪儿繁华看哪儿。汉斯却说，我想看看孙中山故居。

吓我一跳，我问汉斯，你从来没来过中国，从没到过上海，你怎么会知道这儿有孙中山故居呢？汉斯回答，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最早引进了德国顾问，德国人对中国革命是有帮助的。这帮家伙！真的是极富历史感，他们挖老根来了。

坐落于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的宋庆龄故居

之后我问路易，你建议看什么？路易的建议更让我大吃一惊，他说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多么政治化，他说，你们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我们法租界上召开的。

我那时第一次知道，一大会址当年属于法租界。路易和我说，你们共产党当时很危险，到处被抓。法租界很安全，你们在法租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今天搞那么大的局面，不要忘记我们法国人的贡献啊。

我当时脑筋一转，说，好。路易你到时候好好看看，你等会还得向我们道歉呢。中国一大开到后期，一个陌生人敲门进来，到处扫了一眼，不好意思走错了。我们当时立即转移。

十几分钟后法国巡警进来抓人，我们人去楼空。新生共产党差点被一网打尽。路易听了之后说，哎呀，没想到还有这个事情，真是狼狈啊！

大学国际军事交流班（来自金一南PPT）

两位西方军官选择这些地方，无非就是说，我当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可是注资了，而你现在是一个绩优股，不要忘记我。

4台北市长柯文哲：访井冈山延安西北坡，寻找“思想武器”

柯文哲，台北市市长，去年访问上海。他参观了一大会址，并且发表感言，“在这一刻着历史痕迹的伟大建筑面前，人类显得如此渺小”。柯文哲说，他18次到大陆，除新疆、东北外，其他省他几乎都去过。他来到中国，不是看大熊猫、兵马俑、万里长城，他的足迹遍布了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遵义，高度政治化。

柯文哲参访延安

他说，去延安是因为这是共产党走向成功的地方，可以从根本上学习共产党的经验。柯文哲在战胜了连战的儿子连振伟当选台北市市长的当天晚上，召集起了自己的政府班子讲话。

讲什么话？讲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话，两个务必——务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讲两个务必，是中共要进城了要执政，柯文哲讲两个务必，是他们也要掌握台北市执政权了。他看完中共一大会址后，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写的八个大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虽然柯文哲是一个台独分子，但是他却在借用共产党的思想武器。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我们自己没有思想武器了，武器都在西方，得到西方去。但是柯文哲却一遍遍来，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共产党有韧劲。

5刘仁静：19岁少年成一大代表，永远写进历史光荣册

共产党的韧性是从哪里来的？

建党之初，在石库门的小屋子里，谁看好这个党了？1921年建党，当时中国社会200多个政治党派，中共成立了，其中一个。每天成立的组织和解散的组织一样多。就连我们当时的中共发起人，当时也并不怎么看好当时自己亲手发起成立的这个党。

建党的两个中坚人物，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共叫什么名称，都是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书信往来一来二去决定的，但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两人都没有与会。

陈独秀当时在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长，因为当时有笔款子需要盯着；李大钊因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8所高校的教职员工薪金，成立了联合索薪委员会，李大钊作为委员会的重要负责人，整天开会没有时间去上海。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两个中坚人物，李大钊与陈独秀

当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伟大的历史人物却错过了伟大的事件。这就是当局者迷的历史。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共一大会议是有重大的历史象征意义的。

我认为，这些所有的意义都是来源于，它今天成功了。当年谁能想到，28年以后，共产党能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共一大与会人员全是知识分子，按照那句话，别说三年，三十年、三百年都不成。可是它却在28年之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共一降生，就长得又白又壮让别人一看就说，这小孩前途不可限量？没有的。中共的降生更像是一个瘦弱的小孩，这孩子能长多大谁都没把握。

参加中共一大的13个代表中，最年轻的北京小组成员刘仁静只有19岁，也就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岁数，现在这个岁数还要家长陪着参加高考，刘仁静已经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了。1983年，我们国防大学一位党史学教授采访刘仁静。他已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在世的，80多岁了。

我们学校教授问刘仁静参加一大的感受，刘仁静就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不就到上海去参加一个会嘛，谁能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李大钊不去，北京小组就空出了一个名额。

问资深同志们，首先问邓中夏，邓中夏说不去，他要去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协会的会议；再问罗兆荣，罗兆荣要召开工人座谈会议，也没有时间去上海。

你看当年，大家都很忙。陈独秀要盯住贷款，李大钊要盯住工资，邓中夏要参加少年协会的会议，罗兆荣要组织工人座谈会。刘仁静在回忆录里写，“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他们谁都不去我去了。”

参与中共一大的13人，其中第一排左起第四位为刘仁静

刘仁静虽然之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但是中共一大的标准头像图里，刘仁静是居中的，他就这样不经意间流芳百世了。而随着历史推演，邓中夏、罗兆荣这些名字却逐渐被淡忘了。

6没有红色霞光从南湖射出，一大13人命运中看出凄风苦雨

中共是个“好运团体”吗？当年有谁在意它？我们今天拍宣传片，中共一大在法租界被发现，最后转移到了嘉兴南湖。一团红色霞光从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射出。我觉得这些艺术想象是可以的，但是当年的实际哪有一团红色霞光啊？中国共产党是在凄风苦雨中成立的。 当年与会的13个人，中共共产党的发起者，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当年有谁在意了？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就走的走散的散，有更好的去处。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13个代表，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有7个，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这7个人，我在《苦难辉煌》中做了这样的假设，如果历史是可知的，他们会不会做这样的糊涂之事？就像打牌一样，你知道所有的底牌之后，你还会这样出牌吗？当然历史不可知，但如果可知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做。你们亲手发起的政党，28年之后夺取全国政权，用得着当汉奸吗？用得着当军统特务吗？有谁知道这个党今后会有这么一番作为？没人知道。就这样走了。

金一南力作，《苦难辉煌》

我有个很俗气的比喻，就像买彩票，你其实中了大彩了，可你不知道，以为是张废纸一钱不值，就把它撕了。等到兑奖那天，发现自己中奖了，再到废纸篓去找，可是撕得太碎了，兑奖号都对不齐了。当然他们的选择也可能是因为畏惧牺牲。 这13个人中，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13个代表，除去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当特务的，当汉奸的，牺牲的之后，从头走到尾的只有两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只有这两人，最终走向了天安门。 

中共的艰难，我觉得根本不需要用什么形容词、副词或者什么添油加醋，中共的艰难仅从中共一大13个代表的各自走向就可以看出来。它之前有好运吗？有红地毯吗？欢呼夹道？你从延安、井冈山、天安门，胜利都是你的？没有的事情。无尽的流血牺牲和万水千山的阻隔。

我们今天大学讲党史，网络上微信上讲党史，有人讲中共的胜利是投机取巧阴谋诡计，你弄个阴谋诡计给我看看，你胜利？这个党没有任何的好运，没有任何的资源，当年建党，200多个政治团体，共产党只是一个边缘性的力量。而这个力量，能够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影响世界格局，改变世界格局，靠的是她的韧性，靠的是有历史自觉的领袖。

中篇

为什么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组合近乎完美？

1毛泽东：唯一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何存在”的人

边缘性的力量，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靠的是领袖人物的历史自觉，其中毛泽东居功至伟。

毛泽东

虽然现在非议他的比比皆是，从大学课堂上再到网络、微信上。但是我认为，毛泽东这个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打败这支军队，颠覆这个国家，否则你抹不掉这个名字。

毛泽东是什么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导人？不是。是上一任领导人指定他接班的吗？也不是。

他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经历了多少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苏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

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

14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不是还有一条道路也能胜利。全试过了，没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的人。

毛泽东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陈独秀的坚持：被捕释放后被迫接受了共产国际

中国革命，我们最初毫无疑问是要走俄国人的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的主张就是，要走俄国人的路。但是我们从第一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就拒绝走俄国人的路。陈独秀是第一个敢于对共产国际说“不”的人。 当年中国建党，对于到底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是和共产国际平起平坐的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陈独秀说，“我们党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开。我认为没有必要戴上共产国际这个大帽子。中国革命运动有中国的情况，这些怕是共产国际和外人难以了解的，假如不了解，如何谈领导和指挥呢？” 

陈独秀

陈独秀讲得非常对，但是一个大问题是，中共建党没有经费。当年在上海建党，要派包惠僧到广州通知陈独秀当选了书记，要到上海就任，5块钱的船费，却无力支付。最后还是陈独秀自己掏钱到上海就任。

陈独秀到了上海发现张国焘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即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因为搞工人运动要发传单搞工人运动，需要资金。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

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他带头号召大家捐献自己的工资。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继之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

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就这样维持共产党的运作。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印刷小报，被法租界当局逮捕，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但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无罪释放，罚100元了事。张国焘迎接了他，告诉他原委。 

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请了法国律师，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

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吵架。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之后陈独秀同意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同意了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但是陈独秀绕个弯，让张国焘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直接接受资助。 

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着人家走。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多次提出警告，国共合作不能再搞了，非常危险。但苏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非常坚持。

最后大革命失败，谁负责？斯大林负责？共产国际负责？不可能，陈独秀你负责！犯了严重的右倾化错误！陈独秀1928年离开了党，讲了一句话，“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找一条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道路”，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李立三：试图号令莫斯科配合中国革命，自己下台革命受损 

中国共产党追求自己的独立自主，毛泽东不是第一个，陈独秀是第一个，没有走成。 李立三是第二个。李立三是第一个敢于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人。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应放弃五年计划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李立三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持中国革命。

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李立三黯然下台，做了三年检讨，错误背了30多年。

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凭历史自觉走出独立自主之路

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可贵。 

前面陈独秀想走、李立三想走，都没有走成，唯一成功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政治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理论，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前两条党史上讲了很多，却很少讲第三条。但是我认为，第三条尤其重要。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毛泽东从来不花共产国际的钱。

毛泽东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了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为什么毛泽东一辈子最深的印象是中国一定要独立自主？因为之前有惨痛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中国找到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大的贡献。

打土豪，分田地

但只有神是不犯错误的，人是要犯错误的。毛泽东不是神，是人。1956 年9 月10 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所举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

红军《长征组歌》中豪迈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毛泽东自己坦率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他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跌倒了爬起来，具有再跌倒再爬起来的这种实践性。

毛泽东当年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党表彰他了吗？党处分他！秋收起义让你打井冈山了吗？让你打长沙，你却带兵逃跑，这是严重的右倾主义错误，就把他开除了。但是被开除了，毛泽东还是继续干，不像我们今天，开除了就不干了。毛泽东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是还是继续在干。因为他身上有最珍贵一点，就是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什么叫历史自觉？第一，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第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从来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从来不甘愿受到规律的左右，从来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来不安于现状要改变现状。

就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自觉，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农家子弟，变成了新中国，暨建党建军于一身的历史巨人，否则毛泽东充其量只是湖南乡村的一个教书匠而已。这种历史自觉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本人的命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共没有好运。但倘若真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拥有这样一批抱有极大的历史自觉的领导者，毛泽东是这样，朱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朱德：靠南昌起义败后800将士力挽狂澜保存火种

朱德亦是一位极富历史自觉的伟人。

朱德

“旧军阀”为入党：远赴法国，追至德国，被逐出柏林

朱德入党以前已是国民革命军准将旅长，在众人都以为他可以衣锦还乡之时，他却毅然决然千里迢迢自四川赴上海找到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提出入党要求，陈独秀认为其乃旧军阀，借故婉拒劝走，朱德终于明白在国内入党已无可能。

尔后，朱德打听到有个旅欧支部在法国，他意念强烈，立刻远渡重洋前往法国入党，从巴黎到马赛，寻至法国支部，却被告知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张申府去了柏林，朱德再次追赶党的脚步，乘车赶至柏林，终于在柏林千里圆梦入党。

南昌起义中“打杂”：灌醉驻军团长，冲前殿后防滇军

入党后朱德在德国学习，不久被从柏林驱逐出境，他转至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奠基人，大家总以为朱德是南昌起义重要负责人，但是实际上南昌起义的领导班子里根本没有朱德。

关键的原因是朱德带领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人数太少。与叶挺十一军8个团，贺龙二十军6个团相比，朱德只带领了相当于南昌市公安局不到500人的队伍，雪上加霜的是这不到500人的队伍都上了年纪成家立业有了牵挂，且不是专业受训的野战部队，以至于在南昌起义南下之时，这支队伍一哄而散，全部逃离，朱德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因此无法在南昌起义中谋得重要位置。周恩来当时评价朱德说“朱德是一位很好的参谋和向导。”陈毅也说：“朱老总在南昌起义中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南昌起义当天，大家都忙着指挥调动部队，而朱德领到的任务只是灌醉当地驻军的两个团长；起义部队南下，朱德被指派在前面开路，这是因为周恩来考虑到当起义部队穿过江西之时，前面会有滇军把守，而朱德曾是滇军旅长与滇军相熟，可为起义军开路，如果是重要领导人，又怎会放在最前沿最危险处呢？同理，进入广东后又让朱德末尾殿后，以便与追击的滇军周旋。可见实际上，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朱德整个南昌起义中都是在做“打杂”的事。

历史转折：借兵死守三河坝殿后，但主力部队全军覆没

后召开的三河坝会议，这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重要节点，也成为了朱德人生的转折点，三河坝会议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带领两万主力南下作战，建立新的根据地，朱德带领原属叶挺的25师3000多人负责留在三河坝殿后，顶住敌人追击3天3夜。整个南昌起义中，朱德就获得了这三天的指挥权，正是这三天使朱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终身总司令。

三河坝战役纪念园

三天里，朱德率部完成了任务，损失六七百人，还剩两千多人，正收拢部队与主力会和时，一位连长匆匆跑回，朱德没想到主力已全军覆没，当时的领导人全部分散突围，自己手上的两千多人成了最后的火种。

闻讯，犹如晴天霹雳，部队大乱，军心涣散。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他高喊：“不要散，我们有人有枪，我们一定有办法。”根据当时的老同志后来回忆，当时朱德也是“勉强”稳住军心，“大家想看看他究竟有何办法，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再解散。”消息太过突然，士兵都茫然无措，只有跟着朱德寻一条出路。

8月的南昌犹如火炉之地，士兵们都着短衣短裤，一直走到10月底依然只能着短衣短裤，因为没有补给，部队越走，人越少。从2000多人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只余了800多人。此时，中央接到报告“师长团长均皆逃跑，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师级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

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5] 干部只剩陈毅，队伍成一哄而散之势。”当时的干部离散不算叛逃。由今回首，真是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际，若是这800人散了，南昌起义的队伍便是片甲不留。武装斗争绝不可能胜利。

力挽狂澜留住800将士：我们就是今天俄国的1905年

正是这危难之间，朱德站了出来，就在稻田的一个土坎子上，高声说：“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1907他们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人的1905，总有一天我们会迎来属于我们的1907。”据台下官兵回忆，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所谓的1905与1907究竟是什么。

但是，就是在朱德的激情与信心中火焰一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在那一个时刻，没有人相信革命还能成功，就是这一位曾经被陈独秀认为是军阀的旧军人仍然坚持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这800人是丢了魂的队伍，正是朱德给了他们一个魂。陈毅回忆道：“在这最黑暗的时刻在群众情绪降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前途。这是总司令伟大的地方。

这就是真正的力挽狂澜，这支800人的队伍没有人能想到22年之后百万雄师过大江，但每一个留下来的人都从朱德身上感受到革命一定胜利的信念。我们从不反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是在关键时刻，领导人的信念当是中流砥柱。群众可以如树叶随风摇曳，但是领导人必须如树干般岿然不动。

如同朱德这样坚如磐石，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才是合格的领导人。南昌起义虽然遗憾告败，党遭受灭顶之灾，但是使得原来那个“打杂”的朱德的价值全然展现，也就是“危机毁灭权威，危机诞生权威”的真实写照。

谭震林回忆：800人队伍上山后决定了井冈山的实力

就在那支800人的队伍中，诞生了日后的新中国军队奠基人。中国共产党埋葬蒋家王朝的基本军力贯穿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最主要的指挥者——东北战场林彪，华东战区主将陈毅、粟裕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中脱颖而出：十大元帅之首朱德、十大元帅之三林彪，十大元帅之六陈毅，十大大将之首粟裕。 

古语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800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核心战斗力的发源。解放后谭震林同志有段非常珍贵的回忆，“假如朱老总不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光凭我们秋收暴动的力量很难坚持下去。

秋收起义的队伍多由工人、学生组成，战斗力弱，很难去打赢战斗；而南昌起义的队伍不同，士兵均由黄埔军校毕业，士兵清一色北伐铁军的队伍，井冈山自此战力大增。朱德在其中居功至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这样评价朱德：八一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人的一生纵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而朱德正是在关键时刻把握了机会，使之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魂。朱德的坚决的斗争精神、必胜的革命信念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

3周恩来：关键时刻数次决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最大幸运就在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组成的领导班子。周恩来名望甚高，虽然有人曾想借晚年诋毁他的作用，但我认为是无法做到的。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中最早摸到枪杆子者，他拥有高超的协调能力，远见卓识，他的凝聚力如同激光一样远射，并且在关键时刻坚守最高原则——追求革命的胜利。

周恩来

处理朱毛分歧不偏不倚：毛泽东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共产党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的”即从周恩来开始。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军事部长，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他成立了中共第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扩建为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 

朱毛会师后产生了很大矛盾，简单来讲，关键就在于军队指挥是应该集权还是分权。毛泽东主张集权——由一人指挥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带来的队伍，朱德主张分权——分别指挥各自的队伍，相互配合。陈毅从中调和，但陈毅本身更赞同朱德分权配合的方式，陈毅借红四军大会通过批评朱、毛两人，以达成新的团结，他批评毛泽东有七点错误，朱德有三点错误，结果红四军选举，朱、毛两位主帅双双落选，陈毅反而当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

陈毅只得向在上海的中央汇报新四军矛盾并提议：中央如派人，朱、毛都可离开；中央如不能派人，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而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周恩来，周恩来闻讯不仅没有支持交情深厚且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陈毅，以及亲自介绍入党，在南昌起义中的下级——朱德，反而支持了曾反对过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的毛泽东，并指出毛泽东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并专门批评了朱德与陈毅曾因极端民主化，放任群众讨论作战计划，导致湘南失败，认定只有集中指挥军队才能步调一致，行动敏捷。并判定陈毅前委书记职务不是中央委任的，是非法的，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陈毅按中央指示起草“九月来信”，成为了古田会议的基础，古田会议也是毛泽东地位稳固的关键。

周恩来坚守原则，一心为党的严谨作风，不仅维护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肯定了他的方向，更是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千古之谜：周恩来快马夜奔彻夜密谈劝毛泽东跟随长征

没有周恩来，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准备转移，当时，打算到湖南去小走一圈，没有人想到会走万里长征。转移之际，毛泽东写信给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当时的书记不到30岁的博古看了信后不知如何处理，找周恩来拿主意。

周恩来连夜驰马飞奔寻到毛泽东，关起门来彻夜长谈，当时的谈话没有任何记录，周、毛两人终生也未透露只言片语。据当时的三位警卫员回忆，当天下着滂沱大雨，周恩来全身湿透劝毛泽东跟长征队伍走，虽然想快去快回但是两人一谈就是一夜，中间警卫员进去倒水，两人见有人来又闭口不谈，直到警卫员出去关上门才又继续。

周恩来究竟如何将毛泽东说动呢？自此成了千古之谜。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回瑞金，博古忙问怎么样？周恩来只留一句七个字：“他同意跟着走了。”就是这一夜的谈话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若不走恐怕就会和留下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等一样牺牲了。

周恩来以这样的非凡组织凝聚力，为共产党注入蓬勃的生命力，保留了党的力量。

与博古长谈：“老毛懂中国，我们共同辅佐他”

周恩来还有一个贡献，遵义会议鉴于博古同志的错误，要让张闻天同志代替他的领导职位，但博古不想交权称：“交权可不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就交不出去。”。

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定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在程序上博古是有理的。于是，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劝博古交权，后来，博古和自己的好朋友潘汉年谈到了交谈内容。

周恩来跟博古说：“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对于中国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老毛懂中国，他能搞成。

我们共同辅佐老毛。把事情搞成”。“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一致，我们要将问题提到最高原则上解决。”共产党人在最高原则之前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第二天，博古交权。张闻天顺利接班。后博古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对于周恩来一席话深信不疑。

毛泽东和王明路线斗争，博古依然坚定地与毛泽东站在一起，王明又惊又怒，他与博古本是苏联留学的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在他看来博古背弃了同窗之谊。博古称：“周恩来所言甚是，中国革命靠谁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而除了胜利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弃的。” 周恩来此举再一次奠定了毛泽东的地位，团结了党内力量，他的远见卓识也被历史所肯定，他选择的人，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不传不记不说不讲：一位做到极致的党人

周恩来以非凡的组织能力实现党内的力量聚焦。而周恩来即使面对有些非议与误会终生不传不记不说不讲，任污水泼来全然担当不做任何辩解。

在1974年与1975年左右周总理病重时，叶剑英元帅指示周总理医疗小组的护士、秘书、警卫称：“每个人都要准备好纸和笔，周总理一辈子受的委屈很多，他肚子里的想说的话也很多，不管他说什么都记下来。”

叶帅临出门还不放心，忙补上一句“昏迷中说的也要记下来。”直到周恩来去世，护士、秘书、警卫上交的都是一张白纸，即使在昏迷中也不说不辩，将这一生想说的不想说的话全部带走，留给后世许多谜团。今天想来至为遗憾，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周恩来，是把一个党人做到了极致。

什么叫党人？统一组织，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有了党的领导人率先牺牲，党才能凝聚，才能统一。周恩来终生个人服从组织终生牺牲个人。周恩来绝不仅是中共的榜样，而是世界上所有政党人的榜样。

4党最大的幸运：三人达成近乎完美的历史和谐

毛、周、朱三人对于红军的建设思路、革命应该走的道路等等有许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争论比比皆是，比如，1929年红四军七大、八大“前委”、“军委”之争，朱德取代毛泽东领导；1932年10月苏区宁都会议“反倾向斗争”，周恩来取代毛泽东领导。

但在核心目标上，中国共产党怎么样获得胜利？怎么样完成民族救亡？三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三人不是同一年出生，却是1976年同一年去世。有一些矛盾与误会甚至直到他们同一年去世后也没能化解，没能超越生命。并不是如今想当然的亲如兄弟，不分你我。共产党的力量来自真实，无需矫饰。

毛泽东（中），周恩来（左）与朱德（右）

那又如何？中国乃至西方评论中共党史都称：毛、周、朱是最佳的中共领袖搭配。他们三人凭借强烈的历史自觉达成了近乎完美的历史和谐。

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眼前的和谐，毫不隐讳共产党内的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三人相互补充：毛泽东对党路线方针的制定；朱德的坚决斗争精神，革命必胜的信念；周恩来大量高超的组织协调工作，他们使中共臻于完善。

先有伟人后有伟业，先有真人后有真理。如今我们可以算计薪资、职位，但是我们算计不出伟大，因为梦想是不可估量的，我曾写过：怀抱理想主义做事业多数时候会头破血流。如果能够成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正如这三个人所达成的一样。

下篇：

那些与历史失缘与结缘者

正是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大浪淘沙一般，淘汰率极高。当时背叛者比比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被捕叛变、中共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

今天的反腐从政治局常委到国务委员又到军委副主席，许多人都有问题，在我看来，共产党一直在进行淘汰，今天的反腐就如同当年那样。这里举两个大叛徒。

6

陈赓：救了蒋介石却主动逃离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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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人民有更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