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一条旧的新闻，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涞源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当地农民毕志新故意杀人案。法庭上，毕志新及其律师称，毕志新是在得知妻子被同村的冀鹏强奸后，因事件一直未得到解决而不满，才最终动刀杀死了冀鹏。

　　庭后，记者曾多处走访，试图弄清当初曾秀被强奸事件的解决过程。涞源县公安局称，曾对此案发出《起诉意见书》，已向检察院报批捕，但未获批准;而涞源县检察院则表示，没有接到该案的批捕申请。

　　据检察机关指控，35岁的毕志新获知妻子曾秀被同村的冀鹏强奸后，对该事一直没得到解决而不满。2015年2月5日23时许，毕志新携镰刀、菜刀前往冀鹏家复仇。在冀鹏家附近，毕志新与冀鹏相遇，两人发生厮打。毕志新持镰刀砍击冀鹏头、面、颈部及四肢数刀，后又持菜刀砍击冀鹏头、颈部数刀，致冀鹏死亡。经法医鉴定，冀鹏符合失血性休克死亡。

　　河北涞源县“辱妻杀人案”始末细节：毕志新终审被判无期

　　http://www.mnw.cn/news/shehui/1885346.html

　　身穿便装、戴着戒具的毕志新情绪还算平静，他对指控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检察机关在法庭上出示了毕志新的供述、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物证等10余组证据，并建议法庭以故意杀人罪追究毕志新的刑事责任。称当地警方侦办存在渎职;毕志新的妻子曾秀(化名)为其委托了北京市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昌松出庭应诉。

　　刘昌松在法庭上为毕志新作了罪轻和从轻处罚的辩护。他认为，毕志新是基于自己老婆遭受被害人冀鹏多次强奸之严重侮辱，且报案后警方又一直借口证据不足不予查处，上访回来又被拘留，其受辱心理长久得不到排遣，进而走向自己找冀鹏了断之路引发了本案，属于典型的义愤杀人，成立刑法第232规定的“情节较轻”应当在3至10年量刑的故意杀人;毕志新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据此可减轻被告人的责任;被告人一贯表现良好，此是初犯，认罪悔罪态度好，都是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此外，刘昌松还提出，涞源警方在查处毕志新妻子被冀鹏强奸一案中，存在严重失职，是引发本案的重要因素。他称，毕志新夫妻对冀鹏强奸案报警后，警方对冀鹏采取拘留后不该放人时放人了，该报批捕时不报批捕，对冀鹏名为监视居住，实际上既不监也不视，放任自流，夫妇俩进京上访反映警方渎职回来反被关押，从而激化矛盾。因此，警方对该案的发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冀鹏强奸的曾秀梅说她想了很多，绝望、无助和不解萦绕在心头，对她而言，这样的结果完全不能接受和理解，“强奸我的人只关了一个星期，我们去要说法，却被关了10天。”

　　我认为：凡司法机关不作为乱作为而造成当事人自行执法的，不但不应处罚自行惩处罪犯的当事人，还要严惩司法机关的不作为乱作为者。当人民无法得到法律的公平，自然法则，就是最后的正义。有了毕志新们，才能使权贵们不敢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才能震慑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犯罪分子。也才能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是否冤冤相报，要取决于司法是否维护公平正义。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人民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地方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导致信访局门庭若市，造成有些状告无门的人，像胡文海、杨佳、张扣扣一样自行执法，甚至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一定要知道这个逻辑。 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应当及时纠正，更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中国的司法绝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

　　叧外，目前纠正冤错案件的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或者说再审程序)，在设计上是有一定问题的。案件再审复查一般是由原办案机关包括法院或检察院启动，也就是说，谁办的案，自己复查、自己启动。

　　这种情况下让他们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很难。比如聂树斌案，他的家人申诉了多年，河北司法机关多次驳回了申诉，认为这个案件没有错。这个案件最终能够得以纠正，就是由最高法院指定山东省高院进行复查，发现了确有问题之后，又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启动了再审程序，才把这个案件纠正。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最高法院没有指定山东高院复查这个案件，还是由河北的相关机关来复查，很有可能到现在还纠正不了。所以审判监督程序有必要做一些修改，应当建立异地审查、启动再审程序的机制。

　　此外，目前复查过程中主要是书面审查，缺少当面听取意见或者公开方式听取意见的机制和程序。应当建立申诉案件复查的听证程序。聂树斌案件在山东省高院复查期间，就召开了向社会公开的听证会，社会效果、法律效果非常好。

　　对申诉案件建立公开透明的复查机制，不仅有助于发现冤错案件，而且如果不是冤错案件，通过公开听证，也能让当事人知道他的案件到底是不是错了、为什么不纠正、为什么被驳回，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息诉罢访的效果。

　　作者：陈中华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

——对金一南教授军营演讲的再次点评

　　在党内腐败势力、资本势力和五毛党的内外打压下，中国左翼爱国力量处于最艰难的时候，幸亏还有金一南这样一批正义学者，在深入国家机关和军队进行演讲。每每看到军队中不断闪耀的学者身影是金一南这样一些正义学者，而不是那些把吹牛拍马当成爱国主义的五毛党，就感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还充满希望。金一南教授这些进步学者的正义演讲，对军队战斗力建设的推动作用，将会超过任何最尖端的新式武器。

　　金一南教授报告中讲得对，一个富而不强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挨打受辱的国家。拥有财富而没有能力捍卫财富的民族，只能是一个被宰割的民族。金一南教授引用的那个英国人的话十分经典，中国一次又一次割地赔款等于是在向全世界做广告：“这里有一个只愿意付款而不愿意战争的富有帝国”，大家快来宰割吧，侵略和宰割中国这个东方国家，除了烧杀奸淫、割地收款的疲劳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风险。即便是偶尔遇到当地老百姓的反抗，也会由中国政府替大家镇压掉，甚至用不到大家出手。义和团的下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在此，我们应该向金一南教授致敬!感谢金一南教授让我们的军队看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真实历史，告诉了我们伟大的军队，中国近代以来不是因为落后而挨打，而是因为挨打而落后。在鸦片战争之前，我们是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我们的GDP占世界的比重超过今天美国的比重。鸦片战争时我们虎门炮台的大炮之巨大，超过英军舰炮不知道有多少倍，相比之下英国舰炮简直就是个小孩玩具。可是战争的结果却是我们割地赔款。后来甲午战争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北洋水师舰炮的巨大炮弹要超过日舰几十倍。

　　当时中国绝不是用大刀长矛来对付洋人的军舰大炮，而是因为拥有军舰大炮的晚清政府不抗战，而抗战的义和团只有大刀长矛，这才形成了战场上中国人用大刀长矛对付西方列强军舰大炮的表面现象。而后来有人又故意利用这种表面现象，编造了中国用大刀长矛对付西方船坚利炮的历史假象，制造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谎言。如果没有中国左翼力量的崛起，左翼力量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挨打落后的历史真相，那么直到今天我们这个民族还会在重复这个历史谎言，还会重新走上晚清的悲剧道路。

　　虽然当今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由于外部打压和内部五毛党的毒化，如同早期红军那样陷入了低潮时期，但是中国左翼这些年的坚守和奋斗却唤醒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重新睁开眼来看世界，终于认识到了中国近代以来不是因为落后而挨打，而是因为挨打而落后。而挨打的根本原因则是政治腐化和贫富两极分化。这就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让我们国家重新拥有了正确看待世界看待历史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但是中华民族的这个重新觉醒过程，并非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以左翼力量为代表的进步力量的奋斗中形成的。这种奋斗促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思维方式的转换，促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正确历史观的形成，促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回归。所以在左翼力量遭到打压发声越来越艰难的时候，才会有金一南教授为代表的这一大批进步力量的继续坚守，才能够让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能够听到和看到真正的历史事实和正确的历史经验。并且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他们起到了此前左翼力量所没有起到的更加直接的巨大作用。

　　多年来我们就一直在讲，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不管平时这个民族会多么麻木，多么自私，多么堕落，多么一盘散沙，只要一到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个民族马上就会从四面八方冒出一大批充满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的铁血子孙，迅速拯救这个民族于危亡之间。今天金一南等一大批进步学者，就属于这样一些中华民族的铁血子孙，他们对左翼进步思想的宣传，必然会重新唤起这个民族这个军队敢于斗争、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再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建议大家多读读金一南教授的文章和报告，金一南教授走上军队讲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突破和成果，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教育改革，对我军战斗力的巨大促进作用，将绝不亚于任何最先进的尖端武器。

　　2021年1月22日

　　1月11日，一名外卖骑手在江苏泰州某饿了么蜂鸟配送门店前，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自焚，后被附近商户施救，火灭后骑手拒绝前往医院接受救治，称“我要我的血汗钱!”　　

　　后来医院诊断书显示，该骑手系二度至三度烧伤、呼吸道烧伤、烧伤面积80%，骑手本人是家中的经济支柱，此前月薪仅5000元，根本无力支付后续上百万的治疗费用，当事人女儿被迫在水滴筹发起一则筹款申请寻求社会援助。

　　网传信息显示，当事人因薪资问题想要辞职，但蜂鸟配送由于年底较忙，人手不够，想要通过扣单的方式留住员工，当事人不满，以自焚的方式抗议。

　　又是饿了么，又是饿了么为了规避法律风险搞得众包公司蜂鸟配送。事发20天前，从山西老家到北京打工的43岁饿了么骑手猝死，饿了么其雇员身份、只愿意提供2000元“人道赔偿”的事件就曾经在网络上引起过轩然大波。

　　泰州骑手自焚的消息出来之后，网上很多人评论说，为什么要自焚啊，“为什么不去打官司讨薪”？

　　为什么不去打官司?最近，另一起悲剧引发的劳务纠纷其实就是最好的说明。

　　2020年12月23日，在成都金牛区蓉都大道明月路跨线桥辅路铁路道口铁路大修工程工地上干活的49岁农民工马国营，因脑干功能衰竭死亡。　　

　　11月30日，马国营来到这个工地干活，主要工作是用撬棍把老旧铁轨给撬出来。铁轨长达25米，重达3750斤，正常情况这种活得20—30人来一起翻，而该工地实际上只有8个人在翻，其中还有3个是打孔的。

　　8个人干了20多个人的活，一天工作长达20小时，其工作强度可想而知。12月19号下午3点左右悲剧终于发生，老马在工作过程中因撬棍与铁轨打滑而摔倒。摔倒后老马爬起来就开始出现呕吐，然后跟工友说身体不舒服，要回宿舍休息，还没走出50米就倒在了工地上。

　　工友们将老马抬出工地，送到成都市西部战区总医院抢救，医院的检查结果是颅内出血，经医治无效后与23日被医院宣告死亡。　　

　　老马刚送到医院时，施工方负责人还声称他们一定会负责，但抢救超过48小时之后，他们立刻变脸，称老马是在工地上睡觉睡死的，他们已经垫付2万元医药费，后面的应该由家属自己负责。

　　老马死亡后，用工单位说老马是病死的，只能按非工伤标准进行赔偿，金额大概也就几万块钱;老马的儿子小马去工伤鉴定部门咨询，鉴定部门称老马不是在抢救的48小时内死亡，而且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脑干功能衰竭，因此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小马无奈找到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称是劳务纠纷，应当去找街道办;街道办让小马去找安监局，安监局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安局。公安局让小马找信访局，信访局让小马应急管理中心，应急管理中心让小马找社会人力资源局，社会人力资源局让小马去找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却说主题不清，得先认定用人单位，先找用人单位……

　　就这样，这场工伤事故认定和赔偿的纠纷又被踢回给了当事人和用人单位。结果，因为老马的劳务外包身份，施工方拒不承认老马是他们的员工，并拒绝跟家属谈，强逼家属去走法律程序。

　　“强逼家属去走法律程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在这场纠纷中，资方“巧妙”地运用了劳务外包、工伤认定标准，规避了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资方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走入诉讼阶段，官司能不能打赢且不说，请律师打官司对于最底层的农民工家庭意味着什么，同样是不言而喻的。这个事件目前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如果没有地方权力、公检部门以及社会的主动介入，能得到一个有利于甚至是对得起死者的结果吗?大量的社会现象已经给了我们常识性的作答。

　　良知律师@法山叔 科普了资本如何在律师的帮助下做到“劳动法合规”，最大限度地维护资本利益。简单说来就是一家公司在员工入职的时候，通常会让员工签3~4份文件，包括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公司规章(员工守则)，还有可能就是竞业限制协议。

　　公司一般会在劳动合同里加几项条款：一是有权给打工人调薪调岗，就是看你不爽了可以把你调到薪资很低的岗位，逼你自动离职;二是只规定基本工资，不规定年终奖和绩效工资，最后能给多少工资老板说了算;三是在合同里明确“反对加班”，加班需要跟公司“申请”，否则不算加班费，这种骚操作在实践中就是将员工的日常加班变成了“自愿加班”，没有工资，通俗讲就是“白嫖”。至于你“不自愿”，那就只能领基本工资了。　　

　　而所谓的保密协议，最后就变成了禁止员工说公司的负面评论;有了精细无比的规章制度规定，不找你麻烦就算了，找你麻烦的时候就可以无事生非了。至于在让员工离职的过程，资方一般不主动开除你，而是逼着你自己离职，这样公司就不需要支付任何赔偿。

　　@法山叔最后的一段话，实际上道出了法律的阶级本质：富人和资本会充分地运用法律老保护自己的权利，把自己的随心所欲合法化;而普通人没有法律顾问、甚至请不起律师，他们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用法律作为武器保护自己。

　　笔者在去年11月纪念致丽大火的文章中，简要地回顾了94年劳动法以及07年新劳动法出台的背景。这么多年过去了，不仅仅是资本在不断地想法设法规避劳动法，就连政策执行上也在不断给资方开绿灯：

　　2011 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建筑工程公司与那些参与非法转包项目的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类似的司法实践逐渐限缩了劳动关系认定的范围;

　　2014 年 ，最高法发布《对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59 条作出进一步释明的答复》，将“合意作为劳动关系认定的要素”，即哪怕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互不知晓对方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劳动关系存在;

　　2015 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维护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并重，避免杀鸡取卵，要严格依法合理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切忌泛化劳动关系”;

　　2020年，针对备受争议的996问题，深圳为某些IT巨头试点“特殊工时制度”，而早在往前的十余年时间里，深圳就开始试行所谓的“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让“8小时工作制”形同虚设……

　　即便抛开上述具体政策文件对劳动法的变通，劳动法条款能够认定的“事实”与真正的事实也会存在巨大的偏差。

　　例如，关于互联网大厂发明的“奋斗者协议”和“自愿加班”。劳动合同法中加班构成的条件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和工会协商，没有工会的，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协商，那么加班构成的重要条件就变成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达成关于延长工作时间的合意。在劳动者自愿申请加班时，用人单位如果并未拒绝，则属于构成了劳动法层面的加班，即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用人单位安排加班。那么，如果不存在这个双方协商达成的“合意”，也就很难构成劳动法定义中的“加班”。

　　这里劳动法存在一个“留白”，即并没有一概否定自愿加班的效力。例如劳动者自觉能力差，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规定任务，就通过自愿加班弥补自己能力的欠缺;又如，劳动者以企业为家，自愿奉献。

　　现实情况是这个“留白”被资本广泛使用到滥用的程度。“自愿加班”的不是个别所谓能力不足的雇员，而是大部分或全体雇员;“以厂为家”的现象在毛泽东时代公有制条件下的确是存在的，但那是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私有制下扯什么劳动者自愿奉献，这不是扯淡吗?然而，这样扯淡的事情，今天却大量而普遍地存在着。

　　所谓的“自愿加班”究竟事实如何，这是一个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常识性问题，这样的常识性问题到劳动法条文解释层面却成了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状况，劳动法的司法解释、认定就变得至关重要，劳动法能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要看立法者和执法者究竟站在谁的立场了。根本而言，资方和劳方围绕劳动法的博弈，就已经不是个体问题和司法纠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是阶级博弈的问题，劳动者维权也就不可能通过法律本身解决了。

　　在2007年新劳动法出台之前，主流媒体还在抨击资方以“自愿加班”的名义规避劳动法的问题;而到了今天，主流媒体对“自愿加班”的问题早已经置若罔闻。这样的变化表征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天平的巨大倾斜，离毛泽东时代越远，这样的倾斜越厉害。　　

　　饿了么骑手自焚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想到了韩国的全泰壹。纵容资本肆意妄为的后果是什么?全泰壹、突尼斯小贩自焚之后发生了什么?这是值得社会惊醒和思考的问题。

库存现金是负数怎么调账？

理论上,库存现金不能出现负数.但是,如果年终账已经结转了,暂时将现金余额结转到下年.然后,在下年1月份做提取备用金的凭证入账,月末时,不要再出现现金余额负数就可以了.

月末库存现金出现负数,不能调账,要查明原因,如果现金有短款现象,出纳要承担责任;如果是记账差错,予以更正.

库存现金不会出现负数,出现负数情况,因为出纳或其他职工拿自己的钱垫上了,或者记账、结账出现错误.

如果是公司欠个人的钱的了,借:现金,贷:其他应付款-X员工,把差额填平就行了。

1.如果商品交易已经完成，销售发票已经开了，但未收到货款做：

借：应收账款：**单位；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贷：主营业务收入；

2.待收到货款做：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账款：**单位

根据会计分录涉及账户的多少，可以分为简单分录和复合分录。

简单分录是指只涉及两个账户的会计分录，即一借一贷的会计分录；

复合分录是指涉及两个（不包括两个）以上账户的会计分录。

什么是未开票收入？

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未开票收入？通俗来说，未开票收入就是 销售的确认条件已经达到(货发出去了,款也收回来了)但是因故没开发票。实际在我们企业中，这种现象很普遍。一般出现在以下情况：货物已发出，对应的应收账款出现贷方余额，可能由于价格不确定、购货方不急需发票、开票条件不成熟等原因没有开发票。

那么，当企业出现了未开票收入，我们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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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计做账方面：

会计分录和正常做收入一样，可参考如下：

借：应收账款或银行存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需要特别注意：

①此记账凭证下的原始附件 就不是发票了， 可以自制一张表说明下情况（加盖公章），同时一定记得附上发货清单（需写明存货名称、数量、单价、金额、总价）

②此未开票收入，如果确属对方不要发票的，按上述做账完结即可；如果属于开票时机不成熟，可先按上述做账，待后面正式开票时冲回，再按发票重新入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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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税申报方面：

未开票的收入和销项税额应在增值税申报表(附表一)的“未开具发票”那一栏列示，不会影响申报。如果后续需要补开发票，注意不要多开，最好是收到钱再给开票，注意对方要是一般纳税人才给开专票，否则开普票。

最后，小好再温馨提示一下：实际企业中，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多开发票，最好是收到钱之后再开具发票，这样可以很多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去某超大型国有企业办事，一件程序方面的事情，工作人员就是办不好，不是这里少了个手续就是那里少了个手续，丢三落四。一件基本得不能再基本的程序性业务搞了两个星期都没有办成。在那个超大型国有企业，这种事情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来已久的沉疴痼疾。本是严肃认真的业务，不得不当成笑话看才可能放下。

整个事情的操作程序都已经计算机化了，可那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拿着工作流程操作都操作不好。没有工作经验并不是这种事情办不好的主要原因。年轻的，不年轻的，当领导的，不当领导的，都差不多。如果没有计算机化，他们会把事情办得更差。好好的一个国有企业被他们搞得门庭冷落。如果不是国有企业，恐怕早就不行了。

看来，那个国有企业的计算机化的程序需要进一步优化，但仅仅依靠优化程序是不够的，再说，程序优化本身也是要依靠人的，人不行程序也不可能被优化起来。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行。

现如今，员工的主人翁地位没有了，国有企业曾经的“传帮带”没有了，企业内部的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变了，和曾经的国营企业大不一样了。因为这些优势丢了，国有企业就也变成了现在的衙门，一种带有企业性质的衙门。有些国有企业的腐败也已经相当严重，其腐败程度，从媒体报道看，并不亚于政府腐败。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绝对不能这样搞。

国有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本应该比资本主义的国有企业要好。企业国有化是必须的，就像政府国有化一样，但国有化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千方百计地保持住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才行。这个社会主义性质，不是简单的国有化就可以解决了的。表面上的国家拥有，不一定能保证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一点本应并不难理解，就像政府一样，各国政府也是都是国有的，仅仅国有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其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政府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也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企业。保证政府的社会主义性质性质离不开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离不开完全的国有化，离不开“鞍钢宪法”。清除国有企业当权派中反动的“走资派”、“封建派”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