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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名考研女生在网上发帖爆料,称自己和一名为“文都考研”的男老师存在师生恋,在交往过程中却发现对方与多名女学员有染,并且还隐瞒了自己有家室的情况,还骂自己是个拜金女,所以她只好把此事抖露了出来。

据了解,该网友爆料的文都导师拥有150多万粉丝、微博认证为“文都教育首席英语名师”。对此这位文都导师也公开的回应了此事,他表示两人不存在师生关系,但确实存在两性关系,两人是去年9月份开始谈的,此时该女子已经是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学校任课教师以及大型外场活动主持人。

回应中该导师还表示,自己与多名学员有染并不属实,在与爆料者的相处中发现对方是冲着自己的钱来的,在3个月的交往中给了对方10多万元,这才结束两人的情侣关系。

针对女子曝出的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名导师也做了回应,称那是对方故意捏造的,是她拿着自己的手机一边聊天一边截的图,根本不是自己本人发的。

对于该名导师的回应,女子则表示自己在2017年上过他的课,那个时候她还没考研,该名导师就开始不断骚扰她了。所谓的10万元就是对方怕自己报警才给的,想用这笔钱把此事给私了。当时刑警也知道此事,后来她再次给刑警打了电话,警方已经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最近该名导师再次更新了微博,“犯多大错,挨多大打。没做过的,给我栽赃,我一定法律维权!咱们稍微给点时间,看看造谣到底有没有人管!”目前双方正在走司法途径解决此事,具体情况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对此有网友表示,到了必须全面清理各类私人辅导机构的时候了,教育本就是公立院校的事。私人辅导机构只能培训公立教育以外的知识,不可以触及公立教育的范围,这样才能发到互补的作用,而不是让私人机构和公立来抢饭碗。全国性的全面清理治理教师队伍,离开公立学校后资格证马上取消。从新树立教师队伍的信任迫在眉睫,没有几十年很难!

那么此事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这一定是价钱没谈妥,毕竟十万太少了,没有百来万誓不罢休。不管怎样,好人与坏人不论在哪都存在,首先两个人都是人,不管是真情爱还是利益趋使,从法律角度怎么看?从道德方面怎么看?历史自有评说,不得不说教育界也不亚于娱乐圈呀,鸡鸣狗盗之辈,道貌岸然之徒,也是比比皆是呀!

学校通报

2021年1月1日,大连理工大学微博发布情况通报称,2020年12月30日14时左右,该校凌水主校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一名学生身亡。涉事司机为该校教师,事发当日为雨雪天气,道路积雪结冰,警方已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学校将依法依规、全力配合警方和家属做好后续工作。

肇事者为该校教授

1月1日,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致电大连理工大学办公室,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称事故发生在2020年12月30日,并称这两天听很多同事都在聊此事。

另外,据微博上流出的一份疑似《大连理工大学关于校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1名研究生死亡事件处理情况报告》文件图片显示:“12月30日14:23许,学校校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我校硕士研究生王某某医治无效死亡,有关情况已向教育部、省市党委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12月30日20:35许,王某某父母自驾抵达大连,直接到达医院处理了相关事宜。家长情绪相对克制,但表示要求严惩肇事者。

上述网传文件还提到:“肇事司机系我校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教师邹某某,教授、博士生导师。肇事司机积极配合公安交通部门开展工作,学校保卫部门将积极与大连市、高新园区公安、交警部门保持沟通联系,配合推动事件性质的认定。学校将依法依规、按照程序推进后续处理工作。”

同学称受害女生为家中独女成绩优异

受害女生的一位研究生同学告诉记者,受害女生是家中独女,本科在大连理工大学,其后考研到本校继续就读,成绩优异。

该同学表示,希望肇事者得到应有的处理,让她得到安息。

来源: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 贺辉 吴军林

原标题:《大连理工大学一学生在校被撞身亡 肇事者为该校教授》

原标题:大连理工女生校内被撞身亡,肇事司机曾任大连工业大学校长

连日来,大连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大连理工)的一名学生在校门附近被一名教师撞倒身亡一事,引发广泛关注。

昨日(1月1日),大连理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报》称,“2020年12月30日14时左右,我校凌水主校区南门附近有朋路转弯处,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一名学生身亡。学校对该同学的不幸身亡深感悲痛。涉事司机为我校教师,事发当日为雨雪天气,道路积雪结冰,警方已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学校将依法依规、全力配合警方和家属做好后续工作。学校对逝者父母及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愿逝者安息”。

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事故中不幸身亡的是一位女生,名叫王某霖,出生于1996年,身故时年仅24岁,是大连理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一名研二学生。

涉事司机为邹某岩,是大连理工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喜欢打篮球的阳光女孩

“车祸发生后,我是从在大连的同学那里知道的,觉得很震惊,也很可惜。”1月2日下午,王某霖的同学张敏敏(化名)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和王某霖是大连理工本科时的同班同学,彼此的寝室相邻,“当时她就住在我的隔壁。”张敏敏说。

据张敏敏介绍,她们是2015年9月进入大连理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就读本科的,学的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直到2019年7月本科毕业。

在张敏敏的印象中,王某霖一直非常优秀,她记得,在2017年11月-12月的自主实践活动中,当时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共有13支队伍参加“聚焦十九大,筑梦青春路”的实践活动。彼时,张敏敏和王某霖所在的团队获得了一等奖。

“她做事非常认真,而且很有耐心,朋友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她都很乐意帮忙开导。”张敏敏说,王某霖的性格特别开朗,大家对她的评价非常高,知道王某霖车祸去世后,很多朋友都发文悼念她。

采访中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本科时,张敏敏在学院担任学生干部,而王某霖在校学生会体育部担任部长,“我在学院做学生工作,忙不过来时,她都会主动帮忙。”张敏敏说。

在张敏敏眼中,王某霖是个阳光女孩,喜欢运动,“她很喜欢篮球、喜欢看比赛,也喜欢体育部的氛围。”

王某霖的另一名大学同学赵颖(化名)则在采访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王某霖在本科期间就积极申请入党,发生车祸的前两天,她还被公示为学校研究生骨干党员的重点培养对象。

红星新闻记者通过查询看到,2020年12月25日,该校官网上出现一份《大连理工大学第一期“研究生党员骨干培养班”学员名单公示》,该《公示》显示,材料学院硕士二年级学生王某霖入围,该公示期为3天。

“她和我一个同学一起考的,挺难考的。公示期后,她也通过了。”张敏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遗憾的是两天后王某霖就发生了车祸。

曾以653.21分考上研究生

“好朋友去世了,我们都很伤心,大家都非常难受。”1月2日下午,和王某霖关系密切的赵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现在大家都在等法律来判定这个事情,需要一个公正、公平的说法,也需要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

“本科毕业后,我去外地读研,她留在母校继续读研。”张敏敏说,当时王某霖的考研分数还挺高的。

红星新闻记者从2019年5月在大连理工官网发布的该校“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拟录取名单公示”中看到,王某霖通过全国统考,并以653.21分的综合成绩被大连理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录取。

涉事司机、该校教授邹某岩究竟是何情况?1月2日,红星新闻记者与大连理工取得联系,希望和涉事司机邹某岩对话,但工作人员称,“建议您按照通报来了解情况,谢谢关心。”

值得一提的是,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邹某岩早前曾任大连理工副校长,但2010年下半年后,他不再担任大连理工副校长,而是前往大连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大连工业大学官网的“历任校长”一栏显示,邹某岩在2010年8月~2015年10月,担任该校校长。

从大连工业大学校长任上退下后,邹某岩又回到大连理工教书。1月2日中午,大连工业大学校离退休工作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邹校长退休后,我们很少见面,只是逢年过节去慰问的时候,见一下面。”

(原题为《大连理工研二女生校内被撞身亡,肇事司机曾任大连工业大学校长》)

——从老电影《决裂》谈教育革命及教育平等在不同时代的演变

  危险并不在于我们要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1]

  “在工农当政的国家里,工农基本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他们的子女在大学里却只占百分之二十还不到,你怎么不说说这个大多数呀?!”[2]“‘我校有88%是削剥家庭出身’这是谭力夫自己造的谣。实占30%。”[3]可见,谭力夫的讲话虽有夸大成分但也反映了当时的重要问题——教育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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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大学嘛,要有资格”

  1975年导演的电影《决裂》以1958年创办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原型,故事片创作会议筹备组建议“文艺创作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要坚持典型化原则,源于生活,而又要高于生活”,[4]最终电影所呈现的实际上是教育革命理想中的办学模式。与《春苗》《欢腾的小凉河》等影片命运不同,《决裂》并没有被打入“阴谋文艺”之列,直到1979年借批所谓“两个估计”,[5]《决裂》才被打为“毒草”。[6]

  《决裂》是一部艺术性和思想性兼备的电影,它用一系列冲突回答了“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大学应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等问题。“一个是‘不象大学校长’,一个是‘不象大学生’。这话算他们说对了。他们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学校的大学校长和大学生,倒是地地道道的‘四人帮’的黑干将、黑打手。”[7]这段话的公关水平虽然感人,但也确实抓住了教育革命实践的特色——让“不像”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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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校长”是因为贴近群众

  任何东西都没有先天的合法性,合法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比如我们今天所接受的考核方式,本身就是特定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种地、修理机器本身也是一种知识,决定人们进入大学资格的高考显然并不承认这种知识。“决裂”不仅是对旧教育路线的决裂,也是对意识形态先天合法性的决裂。

  正如一些学者所质疑的,“通过政治的强力推动,大批工农子女在‘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迈入大学校门,这是否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平等呢”,[8]就像今天的农村专项计划,它固然为不少(其实一点都不多)农村学生打开了学校大门,但他们的阶级身份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只是被政治推手送进了大学,怎样走出大学的问题并无法解决。文革时期大学生的水平为很多人所诟病,但群众推荐制不过是教育革命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教育革命也绝不是“被革命的教育”。[9]

  真正的反思应该是总结经验式的,而非控诉式的,当人们离历史渐远的时候,控诉式的反思会通过否定部分将整体否定,从而掩盖通往未来的可能性。

  共大建立在国营垦殖场的基础上,1958年8月1日共大总校和井冈山、黄岗山、油山、大茅山等30所分校正式开学。由于资金较少,共大师生通过办农场、林场、工厂等方式筹备建校资金,一面建校,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一面研究,后来采用勤工俭学的方式实现了生产自给。每个学员入学时由学校发给30元开办费,以后就靠自己劳动,边劳动边学习。共大于63年4月进行了学制调整,实行分级办学,省办总校面向全省,以办大专为主,入学文化高中毕业,主要任务是为全省培养高级农业、林业、农业机械等方面的技术人才,同时为分校培训教师;省专属分校面向地区,以办中专为主,主要任务是培养中等农业技术人才;各县属分校以办初技为主,招收的是小学毕业文化程度以上的学生,毕业生原则上实行“社来社去”。[10]

  这种分级办学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有效打破了标准化教育模式的束缚。不同于通过强制手段将工农子弟送入大学,共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了不同的教学方式,“社来社去”的原则也有效减少了农村人才的流失,[11]解决了“扎根农村务农的人没有大学可上,上大学的又不回农村务农”的问题,为农村培养了大量农业、技术人才。[12]办学灵活性也体现在时间上,如1963年河南大金店公社小学根据农事活动安排将上学时间安排在农闲时节,[13]相比之下标准化则是一种不结合实际的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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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从无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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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桥段:马尾巴的功能

  从科举时代起,考试被视为阶级跃升的重要手段,而教育革命可以看作反对异化、恢复教育培养人才这一目的的尝试。“如果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培养出的是纯普通劳动者,那才可以骄傲地宣布:它砍掉了——彻底砍掉了——‘向上爬的阶梯’。”[14]这固然是一种去异化的实践,然而只要学历依然可以和地位挂钩,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尝试很难发挥作用。正如1955年虽然废除了高干子弟学校,由于资源不平等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权力自然会去寻找优质资源,从而形成新的精英学校。[15]取消高考改行推荐制以后,农村的同乡关系虽然能对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毕竟缺少强制力,[16]官方除了意识形态宣传以外也没有其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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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拿着爸爸帮她拿到的上大学介绍信宣布要留在共大,绝不离开。然而当信仰退潮的时候,制度性的缺陷就会暴露出来。

  教育革命的真正重点是教育资源均衡分配。肖克于1960年强调了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7]“两条腿走路”可以看作对之前教育革命实践的总结。“两条腿走路”是一种平民路线,毛时期的教育革命实践实际上是一种为非专业教育赋予合法性的过程,这一实践来源于延安传统,[18]绝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不懂教育乱搞一通。毛泽东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重申了业余学校、职业教育学校的地位问题,[19]为办学模式指明了方向。回归到高考一统天下的框架以后,非专业教育立即失去了应有地位,正如今天只会有高考喜报,不会有职业教育学院喜报,两条腿走路实际变成了一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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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有没有大学生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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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是当时的著名口号

  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是共大的重要原则,“在打破传统的学校与社会脱离的问题上,毛泽东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学习化的社会,使得教育成为所有社会部门的共同任务,打破了教育完全由严格的正规教育机构来承担的局面”,[20]杂交水稻其实就是这一教育路线的成就之一。农学院学生可以直接在生产队进行实验,学生水平考核也直接采取这种形式。[21]这一教育路线也培养了大批基层医疗人员,赤脚医生在具备基础医学知识以后即可为农村服务,在实践中提高专业素养。

  教育革命的视野始终在基层,如何解决工农教育问题、工农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是教育革命的关注点。可以说教育革命实际上找到了保障工农教育权利的方向,当然往正确方向前进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弯路,八十年代后这个方向则被根本否定掉了。“从1969-1971年,激进政策鼓励公社建立高中,大队建立初中。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许多公社根本没有中学,村里的孩子如果想继续读书,就必须寄宿在离家很远的中学。由于路途遥远和寄宿费用的原因,很多孩子根本不能上中学。”[22]“1980年,以提高教育标准为名,波阳县的高中数量由1979年的41所减至11所,初中的数量从256所减至52所。合格的老师从农村被调往波阳县城少数几所学校。对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来说,这种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农村大搞教育的谴责和随后的政策反拨,很难说是合理的。”[23]空间的变迁反映了路线的变迁,将学校设在远离工农的位置、将优势资源整合到重点学校实际上就是在设置无形的门槛,在设置获得权利的资格。当否定“低水平”的时候,实际上也把工农获得“低水平”资源的资格也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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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真的光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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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低质量吗?

  高考恢复以后,它顶着公平的光环粉墨登场。高考重新成为阶级跃升的梯子,社会结构在资本的作用下重新整合。高考成为普通人阶级跃升的唯一合法途径,普通人通过高考的梯子进入职场,进而在职场中经历类似于高考的阶级跃升过程。“升迁的可能性一直是真实的,而低收入阶层和职业阶层的政治要求也因为经济和社会流动被降到了最低程度。”“人们从不将社会分层视为一种永久的和令人沮丧的制度安排,而是某种自然和公平的选择。”[24]成功爬上梯子的人强化着平等的幻象,通过成功之梦的诉说让梯子下的人心甘情愿接受这一道路,从而掩盖了他们的真实处境。“教育系统作为机构化的分类者,本身就是客观化的等级划分系统,它通过转化了的方式再生产着社会世界的等级制。”[25]高考背后的意识形态是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级跃升,表面上是增加社会流动以缩小差距,实际上却以承认不平等的合法性为前提。而教育革命的意识形态是赋予工农权利,提高工农及农村水平,缩小阶级差距,从而消灭三大差别。

  1998年全国小学招生人数2201万

  2007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840万

  2010年全国本科招生351万,专科310万

  算上高中读不完的,有70%左右的人压根儿就走不到高考改变命运这一步。[26]

  如果高考是起跑线的话,也就是说只有30%的人能够获得上跑道的机会。

  在2000-2010年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较少11.1万个,减少了6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1/4。学校减少速度远远高过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同时,农村小学的平均家校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的平均家校距离为34.94里。[27]

  家校距离的延长生动反映了受教育权的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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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生而贫穷》第83页

  市场化浪潮下农民工进城及对非正规教育的否定造成了“新失学现象”,[28]一面是打工子弟学校不断被取缔,[29]一面是“读书无望”的学生“自愿性辍学”现象愈演愈烈,[30]高考的巨大阴影也消解了职业教育的合法性,上技校与学习不好和没前途划上了等号,这种淘汰大多数人的机制如何称得上公平?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获得权利的资格成为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社会主义实践,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于将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贵族等级的、封建的等)或对抗性关系(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等)区分开来,进而让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改造一切再生产等级关系和对抗性关系的政治机制、生产方式和文化条件。”[31]打破获得权利的资格,权利才能成为权利,而不是特权。通往未来的道路,必须思考被掩盖的另一种可能性。

  [1]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88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谭力夫八月二十日在辩论会上的宣言》,《奋起千钧棒 砸烂“血统论”》第102页,上海市求知中学大批判联络总站,上海市建光中学革命委员会1967.7

  [3] 同上,第110页

  [4] 《对电影文学剧本<决裂>的意见》,转引自吴迪《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下卷第30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6月版

  [5] 沈登苗对所谓“两个估计”有详细考察,他将“两个估计”概括为“资产阶级专政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论”,并指出所谓“两个估计”的内容是当时的主流话语,并不是“四人帮”炮制的私货。见沈登苗《“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19.4

  [6] 1979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影片<决裂>是什么货色?》,几乎同时晓阳发表《评毒草影片<决裂>》。对《决裂》的批判相当于宣告了平民教育的结束

  [7] 晓阳《评毒草影片<决裂>》,《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79.3

  [8] 应星,刘云杉《“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 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社会》2015.3

  [9] “被革命的教育”这一概念出自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教育革命”通常指1966-1976的教育革命,本文为强调毛时期教育实践的革命性,故将具有革命性的教育实践均归入教育革命之中

  [10] 黎超《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胜利》,《中国农垦》1960.6;陶茂,吴国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二十六年》,《江西教育科研》1985.6;汪东兴《关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回忆——兼忆毛主席对它的关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1] 备受争议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是坚持该原则的典型,他报考的志愿是兽医和农田水利,可见他不是什么“大学迷”。《决裂》中学员为灭虫而耽误考试,被学校开除一事可以看到张铁生的影子。对张铁生的评价可参看《张铁生同志事迹简介》辽宁农学院革委会宣传组;冯华《析张铁生这个黑典型》。由于论者精力有限兹事不再进行详细考证

  [12] 《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教育革命调查》(1973.11.28),朱永新编《新中国教育调查回顾》第159页,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版

  [13] “在目前农民生活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挣工分是第一位的事情,上学是次要的。所以农村学校开学的时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既能让学生上学,又不影响挣工分,这样群众最为满意。秋后到麦收这一时期,是农村最闲的季节,如果这个时候上学,学生就会稳定,精力比较集中,也可以学好。”《河南省文委工作组关于登封县大金店公社小学工作情况和问题的调查报告》(1963),朱永新编《新中国教育调查回顾》72-73页,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版

  [14] 《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也来谈看法》,转引自郑谦《被“革命”的教育》第37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5] 方可成《从干部子弟学校到“条子生”、“共建生” 难以革除的权力择校》,《南方周末》2011.9

  [16]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曾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困难及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

  [17] 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全日制、半日制与业余教育相结合的问题,全成与速成相结合的问题,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问题,大、中、小、幼教育相结合、相衔接的问题,课堂教育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的问题,放手发展与统筹安排相结合的问题,政治教学与业务教学相结合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问题,等等。肖克《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五日在全国农垦系统宣教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18] “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特别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性’教育,正是新中国教育发展的蓝本以及‘教育革命’的源头。”程晋宽《“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第115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

  [19] “如果只就‘七二一’大学来看,它无非就是一种厂办职工学校或职工业余学校,而其他‘五七’学校等不过是社会上各个部门举办的职工教育或职业教育学校。它既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产生,也不是中国所独有。”同上,第217页。除共大的实践以外,教育革命的大部分实践都可以看作对非专业教育的赋权问题,对非专业教育的赋权冲淡了高考的影响力,使各层次的教育资源得到了整合,而不是集中

  [20] 同上,第48页

  [21] “今年农学系开展的12个科研课题,有高粱、玉米、谷子、棉花新品种的培育,大面积超百斤皮棉、千斤粮栽培技术实验,微生物农药、叶面固氮研究等30个研究项目。”“回北票县黑城子公社黑城子大队实践的三年级学生xxx,在本大队建立了试验田,搞了十多项科学实验。”《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教育革命调查》(1973.11.28)朱永新编《新中国教育调查回顾》第161页,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版。与农学系类似,理工科也进行了以产品生产任务进行考核的尝试,见程晋宽《“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第39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

  [22] 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第91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3] 同上,第92页

  [24] C·莱特·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第32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

  [25] 戴维· 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第23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

  [26] 赵皓阳《生而贫穷》第74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5月版

  [27] 同上,第84-85页

  [28] “每年的9月,当全国的中小学生高高兴兴地进入新学期时,有的城市对专为外来务工者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的驱逐和取缔,也达到了高峰。”《新失学现象》,《中国改革·农村版》2003.4

  [29] 大量农民工子弟被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一些专门吸纳打工子弟的非正规学校应运而生,这些学校虽然为打工子弟入学提供了便利,由于其利益导向问题,这些学校很难真正满足打工子弟的需求。这些非正规学校是正规教育系统缺失的产物,单方面取缔而不弥补这种缺失只会激化矛盾。见赵树凯《边缘化的基础教育——北京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初步调查》,《管理世界》2000年第5期。沈原提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城市的制度安排并非为农民工而设计,制度本身体现了对人的排斥,“新工人”所遵循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是“拆分型”的,赡养老人、抚育后代、居住、教育甚至医疗等的费用,大多并未计算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之内。见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3

  [30] 由于教育投入远高于教育所得的预期、学习成绩不好造成厌学情绪等原因,大量学生选择“自愿辍学”。欧贤才,王凯《自愿性辍学:新时期农村初中教育的一个新问题》,《中国青年研究》2007.5

  [31] 汪晖《世纪的诞生》第414页,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问题,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制胜法宝。在漫长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凭借着对现实斗争的深刻认识和灵活驾驭,在中国大地导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彻底改变了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灵感源于其丰富的斗争生活。毛泽东诗词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抗争与搏击,抒发了汹涌澎湃的激情与心潮,展现了纵横捭阖的气魄和力量,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宏伟史诗,是毛泽东辉煌人生和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斗争思想的诗意表达,是解读毛泽东斗争精神的独特文本。

  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深刻蕴涵

  毛泽东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他处在一个必须斗争并不断激发斗争精神的时代。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段话阐明了毛泽东斗争实践的主要内容和直接目的。毛泽东顺应历史潮流,领导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实践磨砺了毛泽东的钢铁意志,锻造了他的卓越才华,塑造了他的文化性格,成就了他的千秋伟业,也孕育了他的斗争精神。“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首《四言诗·奋斗》是毛泽东1917至1918年间写于日记中的人生箴言。后来,它又有了另一个版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两首诗一字之差,“奋斗”和“斗”都有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打拼搏击、竞争求胜之意,但内涵实质和方式方法不尽相同。

  毛泽东的斗争精神交织在“奋斗”和“斗”之中,既有水火不容,又有求同存异;既有急风暴雨,也有春风化雨。“奋斗”侧重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可以单独进行,可以并肩携手,诸如“独立寒秋”“重比翼,和云翥”“携来百侣曾游”“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更加众志成城”“军民团结如一人”。“斗”强调激烈对抗、势不两立,无法单方进行,纷争难以调和。因为矛盾多种多样,“斗”的表现也千差万别,有敌我之分,有内外之别,有文武之道,有刚柔之术,不一而足。毛泽东“与天”“与地”“与人”不懈“奋斗”和“斗”的伟大历程精彩绝伦、气象万千。但就总体而言,正如毛泽东诗词的总体风格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一样,毛泽东斗争精神以“斗”为主色调。

  毛泽东的斗争精神蕴意丰富、博大精深,经历了时代风云的洗礼与实践探索的考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具有不可磨灭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斗争精神的丰富实践

  1921年年初,毛泽东把新民学会的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调整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任重而道远。后来,毛泽东将其诗化成“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誓言,并成为他的毕生追求。

  毛泽东诗词有很多诗句带有“天”字,如“人生易老天难老”“离天三尺三”“天高云淡”,这里的“天”,指与“地”相对的无边苍穹或者自然界。“长夜难明赤县天”,中国社会长期黑暗;“欲与天公试比高”“刺破青天锷未残”,毛泽东毅然与“天公”比试较量,“天”具有浓厚政治意味。新中国横空出世,迎来“一唱雄鸡天下白”“天翻地覆慨而慷”。毛泽东的斗争实践既洋溢着蟠天际地的宏大气魄,也凸显了有的放矢的精准风格。细细品读毛泽东诗词,可以领略到毛泽东斗争实践的丰富多彩。

  抵御西方列强。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为此愤然题诗言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毛泽东怒斥日本对华虎视眈眈,沙俄大肆侵占中国疆土。1937年清明节前夕,毛泽东撰写四言诗《祭黄帝陵文》,痛陈“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人执笞绳,我为奴辱”“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民族危亡,表明共产党人“万里崎岖,为国效命”,北上抗日,表达“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坚强决心,堪称是中华民族誓死抗日的“出师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冷眼向洋看世界”,为了保家卫国,“妙香山上战旗妍”,毅然抗美援朝。

  推翻黑暗社会。“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遍地哀鸿满城血”,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反动势力群魔乱舞,劳苦大众水深火热。“万户侯”怙恶不悛,“地主重重压迫”,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军阀混战,民怨沸腾。“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毛泽东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革命。几经探索之后,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霹雳一声暴动”。“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实现“耕者有其田”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策。“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解放全人类,实现天下大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

  消灭反动武装。“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归结为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开始带兵打仗。“六月天兵征腐恶”“天兵怒气冲霄汉”,毛泽东点燃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敌军围困万千重”“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面对强敌,毛泽东气定神闲:“我自岿然不动”“雄关漫道真如铁”“红军不怕远征难”。他运筹帷幄、用兵如神:“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横扫千军如卷席”“百万雄师过大江”。毛泽东最终历练成为用枪杆子改写中国历史的军事统帅和兵法大师。

  征服恶劣环境。毛泽东在为《忆秦娥·娄山关》写的批注中坦言:“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战争年代,毛泽东不仅要迎战反动武装的疯狂进攻,还要应对恶劣自然条件的严峻挑战,比如“路隘林深苔滑”“赣江风雪迷漫处”“雾满龙冈千嶂暗”“西风烈”“大渡桥横铁索寒”“山高路远坑深”。然而,毛泽东所领导的人民军队“雪里行军情更迫”“万水千山只等闲”“大军纵横驰奔”。昆仑山冰峰覆盖,“夏日消融,江河横溢”,导致“人或为鱼鳖”,毛泽东斥责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果敢“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即便在和平时期,毛泽东依然热衷于挑战自然,到“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北戴河搏击海潮,到“风吹浪打”的万里长江迎风斗浪。

  荡涤邪魔恶煞。毛泽东爱憎分明,立场坚定。“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是凶神恶煞,虽远必诛。毛泽东曾以一身“虎气”自喻,可一旦猛兽危及人类时,则又欲除之而后快,诸如“勇夺虎罴威”“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对于“苍蝇”“蚂蚁”“蚍蜉”之类,毛泽东“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旧社会血吸虫病导致“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华佗无奈小虫何”;而新社会在党的领导下,“六亿神州尽舜尧”,高唱“纸船明烛照天烧”的“送瘟神”凯歌。《论语·述而》有云:“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妖为鬼蜮必成灾”。毛泽东不怕鬼、不信邪,“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直面逆境人生。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的一再打击,饱经坎坷。尽管他有“人生易老天难老”的无奈,也有“谁持彩练当空舞”的慨叹,但他极力压制内心郁闷,高扬“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迈激情,舒展“寥廓江天万里霜”的豁达胸襟,讴歌“今朝更好看”“风景这边独好”的锦绣河山。特别是他一扫“自古逢秋悲寂寥”的低迷哀婉,盛赞“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壮美秋景,生动展示了愈挫愈勇、百折不挠的伟人风范。

  割舍个人私情。“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专门为杨开慧写过情深意长的《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蝶恋花·答李淑一》。毛泽东与杨开慧聚少离多,他不免有“堆来枕上愁何状”的绵绵情思,有“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的伤感苦涩,有“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的离愁别绪。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决然从个人愁苦中挣脱出来,“凭割断愁丝恨缕”,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斗争洪流中去。“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原句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改动之后更加突现毛泽东一心报国的英雄气概。

  剔除错误思想。1903年的一天,毛泽东偷偷下南岸池塘玩水,被塾师邹春培发现,责令其对对子。上联曰:“濯足”,十岁的毛泽东从容应答:“修身”。“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毛泽东一生注重修身,保持襟怀清新纯净。他希望好友罗章龙不要妄自菲薄,“无端散出一天愁”,鼓励他“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当“饮茶粤海”的诗友柳亚子为区区小事而满腹怨气时,毛泽东婉言规劝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要求新时代的女青年要有志气,“不爱红装爱武装”。他号召“全军民,要自立”“拒腐蚀,永不沾”,做到“奇儿女,如松柏”,始终艰苦奋斗,永葆本色。

  批判错误史观。毛泽东嗜书不倦,但他有独立判断,从不盲从盲信,读史书尤其如此。他的评点“推翻历史三千载”,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所谓五百年出现一次的著名人物,不过是些碌碌平庸之辈。“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这是对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英雄史观的大胆嘲讽。“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沁园春·雪》的主题是“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历代都把“东临碣石有遗篇”的曹操歪曲成乱世奸雄,毛泽东却对他赞赏有加,极力主张为他翻案。“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毛泽东把这些一向被诬蔑为“盗”“匪”“逆”的奴隶和农民起义领袖,推崇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风流人物”。

  扭转靡弱诗风。中国古典诗词曾经辉煌,但近代以后逐渐走向僵化,充斥陈词滥调,盛行无病呻吟。五四前后新诗革命应运而生,但有些诗人主张全盘欧化,彻底抛弃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周易·系辞下》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被柳亚子称誉为“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的毛泽东,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意境,从题材到风格,对古典诗词革故鼎新,创作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郁中国气派的不朽诗篇。毛泽东谈及《浪淘沙·北戴河》的创作缘由时说:“李煜写的《浪淘沙》都属于缠绵婉约一类,我就以这个词牌反其道行之,写了一首奔放豪迈的,也算是对古代诗坛靡弱之风的抨击吧。”历代咏梅诗作不计其数,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的绝妙佳作。陆游词中的梅花孤寂冷艳、顾影自怜、凄凉愁苦,而毛泽东的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格调超凡脱俗,令人耳目一新。

  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显著特征

  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他的光辉功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毛泽东的斗争精神,也呈现出无与伦比的鲜明特征,万古不灭,光耀千秋。

  一心为民。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省内游学期间,到安化劝学所拜访所长夏默庵。性格孤傲的老先生出了个上联:“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从容应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下联立意高远,弄得老学究羞愧难当。一心为公,一心为民,始终是毛泽东鲜明的政治品格和价值取向,也是他的无穷力量的不竭之源。

  依靠人民。“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而其兵法思想的精髓是“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一旦觉醒并投身革命,必将成为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军叫工农革命”“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刻画了人民军队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诠释了人民战争所向披靡的根本原因。

  舍身忘我。毛泽东诗词中多次出现“我”字。“我返自崖君去矣”“我失骄杨君失柳”,这些“我”指本人。在“狂飙为我从天落”“而今我谓昆仑”“唯我彭大将军”中的“我”,不单指自我,更是广大的群体。而在“不到长城非好汉”“宜将剩勇追穷寇”“中华儿女多奇志”中,毛泽东已然超越“小我”,融入“大我”,达到“忘我”之境。

  敢打必胜。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毛泽东斗争精神的鲜亮标识。敢于斗争不是盲目斗争,更不是草率行事,而是建立在科学判断、慎重分析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善于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把握历史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审时度势,见微知著,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而制订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做到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因而总能成竹在胸、胜券在握。毛泽东是典型的湖南人,充满了“霸蛮”之气,从来都是“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坚定执着。“要向潇湘直进”“直下龙岩上杭”“直指武夷山下”,一个“直”字尽显了毛泽东战斗意志的执着与坚定。“红旗跃过汀江”“风展红旗如画”“风卷红旗过大关”“不周山下红旗乱”“红旗漫卷西风”“壁上红旗飘落照”“红旗卷起农奴戟”,频繁出现的红旗意象,突出了毛泽东的政治信仰,表明了毛泽东的鲜明立场,高扬了毛泽东的钢铁意志,宣示了毛泽东的崇高理想。

  刚柔并济。毛泽东出生于山水相依的韶山冲,是山之骄子,也是水之宠儿。水至善至柔,微则无声,巨则汹涌的特性,给予他澎湃的激情和斗志,赋予他敏锐的才思和智慧。毛泽东的斗争领域纵横交错、点多面广:有“炮声隆隆”的军事对抗,有“分田分地”的经济斗争,有“冷眼向洋”的外交风云,有“反意用之”的文化革新。斗争方式文武兼备、刚柔并济:有口诛笔伐的“激扬文字”,有“勇追穷寇”的无情打击,有“管却身心”的思想改造,有“牢骚肠断”的婉言相劝。

  自信乐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乐观是毛泽东一辈子的心理状态、行为方式和精神力量。毛泽东有天赋优势的独特个性,有谦虚谨慎的宽广胸怀,又得到传统文化的丰富滋养,受到湖湘文化的直接熏陶,经受时代潮流的反复磨砺。他以一个

  旧世界改造者和新世界创造者的姿态扎根于现实生活,审视观照一切,在斗争实践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锤炼自我。所有这一切,使得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事业中,在纷繁复杂的斗争实践中,能够拥有炉火纯青的战略思维和驾轻就熟的斗争艺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我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了。有时候真的很难。”

这家人说,2000美元的支票可以帮助他们支付拖欠的房租,维持生计。“

原文截图:

Screenshot_2021-01-02 Twitter 上的 Bernie Sanders_p68786

推特视频:

 

 

 

 

 

 

 

 

原标题:大连理工一学生遇车祸身亡,涉事司机为教师!事发地积雪结冰

1月1日19时,南都记者从大连理工大学官方微博获悉,2020年12月30日14时左右,大连理工大学凌水主校区南门附近有朋路转弯处,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一名学生身亡,涉事司机为该校教师。

上述通报称,事发当日为雨雪天气,道路积雪结冰,警方已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学校将依法依规、全力配合警方和家属做好后续工作。学校对该同学的不幸身亡深感悲痛,对逝者父母及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愿逝者安息。

采写:南都记者 黄驰波

停宿的意思是停止住宿,多用于学校的惩罚规则,禁止学生继续在学校宿舍居住。

“宿舍”是住宿的房屋,包括寝室、卫生间、洗浴间、阳台等。宿舍住的人数不同,有单人间,双人间,多人间等。不同学校有不同规格的宿舍,而宿舍所支持的设备也不同,电器要求不同。

宿舍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规范管理,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特制管理制度如下:
一、不准倒床吸烟、乱丢烟头。
二、不准乱拉搭设电线,灯泡限60W以下。
三、不准使用电炒锅、电炉、电饭煲及用明火做饭取暖。
四、不准随地吐痰或大小便。
五、不准乱倒脏水和各种杂物,室内生活用具摆放整齐,室外做好卫生环境,每周六集中室内外消毒一次,并由专人检查卫生工作。
六、不准乱拆乱搭房子和铺位,按指定位置住宿。
七、不准赌博、不准打架斗殴、酒后闹事。
八、不准男女混住及民工带家属小孩进入施工现场。
九、不准损坏公共设施,如有损坏必须赔偿。
十、不准私自留宿外来人员,须住宿者在门卫处办理登记手续。

听说,孩子那班的男生被停宿了。一周前警告,看来无效,这周就停宿了。停宿的原因是寝室卫生不好。

停宿是否能解决问题?不知道。估计很难。

现在的孩子,都上高中了,生活自理能力依然普遍很差——不会买菜做饭,不会打扫卫生……

高中的孩子会做饭,对现在的孩子和家长来说,都早已是天方夜谭了。家长会不会都不好说,这样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就可想而知了。

可怜这些同学了,这么冷的天,路这么远,还要跑一周。这些同学的不讲卫生,没有能力讲卫生其实都是教育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家长和学校都难辞其咎。

不过或又说回来,不能住宿,回家住,或许对这些孩子又是一件好事。实践反复证明,这个年龄的孩子,能不住校还是不住校。家长在孩子教育上绝不可偷懒。家长都不想管自己的孩子,管不好自己的孩子,而希望学校想管别人的孩子,管好别人的孩子。可能吗?

曾经听孩子之前的老师说过,学习好的孩子一定会做家务。老师说的这学习好因该是说的真正的学习好。第一名未必学习真的好,因为,就是在一个大家都比着不学习的班集体中也有第一名。对第一名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考试成绩能说明的东西相当有限,第一名能说明的就更有限了。

所以,老师和家长都应该从小重视孩子生活能力的培养。生活能力,是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在这个问题上,有清楚认识的老师和家长不多,稀里糊涂的倒是不少。都是利益做的孽。只有愿意牺牲自我利益的老师和家长才有可能教育好孩子。

就写到这里吧。孩子说要一起出去转转。

祝愿这些孩子新年好运。

 

学校收钱为什么不开收据?

学校收任何费用都应该给学生们收据。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和最低的要求。如果学校在这个问题不诚实守信,对学生的实际影响会很恶劣。

根据经验,学校收费而不给学生和家长收据一般都有问题,都有腐败,都是违反政府规定的乱收费。

另外,如果学校收费都不给收据,这会影响家长对孩子的监管。未成年人毕竟是需要监管的。监管未成年人也是做家长的起码法定义务。学校应该给予配合。

听孩子说,有的孩子就会利用学校收费没有收据而向家长多要钱。作为老师,不应该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能为了乱收费而违背老师的起码操守。

学校收费而不开收据是为了逃避监督 ,老师为了便于乱收费,就会对学生灌输错误的思想。比如,老师会毫无根据地让家长给未成年孩子所谓的零花钱,学生有了所谓这种零花钱,老师和学校就会更方便、更不受监督地乱收费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合格老师应该做的事情。

孩子的零花钱并不仅限于纸币,在今天,为社么非得让孩子有纸币形式的零花钱呢?限制纸币是潮流,能不用纸币就不用纸币才对。

从上学那天起,在家长会上,老师会告诉家长不要给学生所谓的零花钱(纸币)。学校总不能一边要求不让学生买零食,一边又让家长给孩子所谓的零花钱以便于乱收费吧。平时,依照学校的规定,学生连出校门都是不允许的,那么,老师让给学生所谓的零花钱,除了能买学校没有收据的东西外还能买什么?为了乱收费,不惜自相矛盾一定会失去学生们的尊重。老师失去了尊重就不可能有教育学生的道德力量了。

负责任的家长从小都会教育孩子诚实的花费每一分钱。这样做也是对孩子的负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教育出好的孩子。不少学校之所以在教育上出问题,就是因为连收费应该开收据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做到。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学校、老师应该自觉接受家长和学生的监督,给学生们树立好的榜样。信任被利用的次数不是无限的。老师应该珍惜家长和学生对老师和学校的信任。

为什么现在的有些老师失去了学生和家长应有的尊重,就是在收费上面不清不楚和乱收费。不清不楚和乱收费就是为了腐败。老师一边搞腐败,一边还教书育人,这怎么可能?

学校和老师收费不开收据这个问题会引发出许多问题,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不可不重视。

同样的问题还有,学校白纸黑字规定不让学生带手机到学校,可还是有不少学生把手机带到了学校。这就是学校和老师的失职。学校和老师都不能说得做到怎么能要求学生知行合一。开玩笑嘛!

教育无小事。搞教育不能开玩笑。尤其是老师不能开这种玩笑。

本文后附一则旧闻,说的是学校收费的事情。学校一定要认真对待收据这个问题。有了收据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乱收费。家长也可以知道钱花在了哪里。清清楚楚比不清不楚好。乱收费的金额看似不大其实问题不小。从小事做起是一个有效的教育方法,除非学校和老师根本为了乱收费而不想把学生教育好。收费而不开收据也说明了学校自身的管理混乱。管理混乱的学校很难把孩子们教育好。

根据自己领孩子的经验,老师要求不要给未成年学生零花钱的做法,原则上,是正确的,特别是在支付已经十分方便的今天更是如此。前一段儿,孩子需要在学校支付4块钱办出入卡,孩子打个电话,接到电话后,家长随即就通过微信支付给老师了。非常方便。这说明,即便是孩子在学校遇到这样的偶然事情,也不会影响孩子正当的花费。作为大人不能只看到学生随身带钱的“方便”,更要看到学生随身带钱更可能出现的问题。看不到这样的问题的大人往往没有怎么领过孩子或者是没有能力把孩子领好。每个大人都应该做到说话负责,尤其不能说自己无法也不愿意负责的话。

规章制度不是只用来要求学生的,也是用来要求老师和学校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严格要求老师和学校,比严格要求学生更重要、更迫切。

 

附《江南都市报》的一则旧闻:

学校收钱为何不开收据?

本报讯见习记者夏岚报道:昨日,南昌市三眼井小学家长向本报投诉称,学校向学生们收取8元试卷费不开收据昨日下午4时许,记者来到了三眼井小学。校门口的学生家长及学生向记者证实了投诉内容。该校总务处的黄主任告诉记者,8元中的5元是南昌市西湖区教科所的统试卷费,0.6元是代南昌市教育局教研室收取的期末考试英语试卷费,另外的2.4元则是学校替学生在校外印制试卷的费用,但印刷试卷是家长提出来的。收款单据会在考后家长会上发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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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网,一份认识世界的旅游杂志。

 

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佛曰: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砂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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